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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后来的许多作品中，常是对照着土著压迫者的麻木，写出了异族(包括古代的异种族和现代的帝国主义)征服中国民族和奴役中国人民的惨史。如果鲁迅否定了阿的劣根性，否定了辛亥革命的弱点，当然也就连带否定了那应由土著寄生者负责的“国民的弱点”，否定了一切革命的不彻底性。不洗去这样的弱点和不彻底性，加强中国民族抵御外来横逆的精神武装，中国是绝不会由牛马奴隶之国变为真正的“人国”，而中国人民也就决不能“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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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坟•灯下漫笔》)因此在他嘲笑精神胜利的反面，他教我们怎样在民族新生运动中锻炼锋锐的胜利精神，这种胜利精神，唯有在清算失败主义的斗争中才能生根的，因为失败主义正是阿主义的本质。如果鲁迅在辛亥革命前夜和五四时代，是从侧面来表现和警告中国民族被征服被压迫的现实，是着重于国民弱点和民族病态的暴露，那末，到了“五四”以后，也就是大革命前夜和大革命期间，他就开始从正面来攻击帝国主义及其在华走狗，着重于民族生存战斗精神的发扬。自然，他同时也不放弃民族遭受压迫的侧面揭发。这一发展恰正是反映帝国主义对中国掠夺的重新加紧，也反映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重新高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欧战时期一度繁荣的风光，只消国际资本卷土重来的洪水一冲，就给湮没下去了。帝国主义权益和中国民族生存的尖锐冲突，激起了中国民众的革命新潮，这新潮是为国际帝国主义所不能容许的，他们用了一切横暴卑劣的举动和阴谋来对抗中国人民的解放运动。

封建地主和中国买办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军阀官僚，很驯服地执行了国际主子屠杀人民镇压革命的意旨。民族资产阶级消失了“五四”时代一点仅存的锐气，重新走上了失败主义的旧路，他们曾经对军阀和帝国主义抱了过高的幻想，希望经过妥协来苟延残喘，在政治上取得一角立足之地。然而无情的事实很快就教训了他们，证明了他们的幻想已经破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