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未来学家尼葛洛庞帝大胆预言了人工智能的出现。然而，人类预想到了计算机像人类一样思考，为“人机大战”而恐慌着，却鲜有人意识到，真正值得恐惧的，是人类失去价值观和同情心，变得像计算机一样思考——人类与计算机彻底调换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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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价值观，累成于生活经历中每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也正是人们各异的价值观，形成了整个社会思想繁茂的盛景。然而当计算机将人连接成网，不同的价值取向扑面而来，人类便自发地在计算机网络中寻找认同感和归属感，导致了网络时代的价值趋同。与地域文化不同，网络的作用是世界性的，这种趋同便在整个世界范围中发生，不同于主流的价值观在此过程中被迫凋零。人类最终，如量化生产的计算机一样，只拥有量产的思维，失去了个人的价值观。

也正是源于这种价值的同一性，人类的绝对是非观念被无限地放大。与计算机使用的二进制相同，人类的大脑中也产生了一套“非0即1”的判断模式，因此当女教师危秋洁在日本失踪，网民立即武断地将“去日本”划为“非”的概念之中，以抨击代替哀叹与同情。信息时代的同情匮乏，本质上是这个时代对差异的排斥和是非观念的单一化倾向。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人类对于事件后果思考的淡化。在没有大数据的支撑下，计算机无法实现对后果的预测，只能机械地按照指令完成动作。人的阅历本身便是一种“大数据”，换言之，人类是拥有预测结果的能力的。但在信息化时代，网络交流是匿名的，个人的言论、行为都无需承担责任，不必顾及后果，于是英国脱欧、网络暴力导致少女自裁，时代的列车脱离了预定轨道，向着无法预测的方向驶去。

这样看来，信息时代的种种混乱都是由计算机的出现引发的，我们应当摒斥它、抛弃它。实际上，无论是人类的价值趋同、绝对是非观念，抑或是无责任下的罔顾后果，都是人性中客观存在的，只是恰好在这个时代一齐爆发。时代的发展是必然的，人类的力量无法阻止时代的更迭。我们所能够做的，是将人类自身适应于时代，不被时代潮流裹挟，学会包容差异，学会辩证思考，学会在无纪律的生活中束缚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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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思考，缔造了长达近万年的不朽文明。只要人类不为计算机所牵引驱使，即便人工智能成为现实，人类也大可不必慌乱——人类将依然能够控制它、利用它，彼时的人工智能，也只不过是计算机更换了一种服务于人类的方式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