砍到地砖里那么厚的玻璃也无法阻挡窗外那个“她”嚣张的气焰，即使是在早晨八点半的绝好时光，她就已经不知疲倦地闯进你的卧室，在你饱满的屁股上狠狠捏一把，让你不得不从火辣辣的烦躁感中开始新的、和旧的一样无趣的一天。

她和我妈唠叨时一样烦人。她是2010年八月的阳光。

2010年的夏天非常称职。她称职地验证了专家的高温预警，她称职地揭露了2012要到来的事实，她也称职地诠释了夏天的真正意义——热死一个算一个，减少地球人口负担。

好吧，这么说是很没良心，不过我可以更没良心地无责任预言一下：今年夏天热，全家几个空调电视24小时滚动运作，到明年夏天，将会更热，会有更多一边放冷气一边哈热气的空调悬挂在城市上空，对着看不见蓝的天放带有科学家喜爱的化学式分子的屁，来迎接传说中的世界末日。

没错，我是个悲观主义者，在我用欢笑和泪水、热爱与悲痛做成的混凝土铺成的路上，一直都不停摔着跟头。每次摸着那些不大却痛人的倒霉青包，我都错觉再也踏不到一片柔软的土壤了——“错觉”是和“梦想”同一境界的词。你一开始就清楚“梦想”只是梦想，但错觉的瞬间你不会觉得它只是个错觉。

我恨就恨在，为什么自己既不能不怕吊销执照地驰骋在高速公路上，又不敢模仿鲁迅前辈那样开辟一条自己的路。我只是盯着从脚下延伸出去的光漫无目的地做着交叉大腿的匀速直线运动，偶尔兴奋了小跑一阵，但三秒钟热度又让我一次次停下来，继续做一个安分的行尸走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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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生活中，我是个不太听话但很乖的好孩子，噢，我可不是在夸自己，如今我未满16，再加上人们多数赞成“世界上好人比坏人多”这个观点，我也就能脸部红心不跳地以好孩子自居了。

我从不走极端，从不会有自杀或杀他人的念头，我像中国的很多学生或者很多学生像我一样，活在淡淡的悲伤里但不会得忧郁症。

有时候站在我家离地面12层楼高的窗前，探出半个身子吹吹河风，双眼紧紧盯着像玩具人儿一样游走在棋盘平面的人，就想冲他们大喊：“嘿！接住我！”然后以飞鸟的姿势自由落体。不过它只是个瓦数为根号下0．99的小念头，我接踵而至的恐惧瞬间就掐熄了它，所以它不在极端想法的寿命之内。

常常会在街上碰到

一些面熟却又叫不出名字的阿姨伯伯，基于礼貌，先迎上一个灿烂地笑：“X阿姨~”或“X叔叔~”那个未知姓X就在嘴巴里被润滑加工，等它足够含糊却让人知道有这么个音节存在时，再从弧形的牙缝中挤出来，好在我的声音并不尖锐、嘹亮，再加上周围噪音的密切配合，通过质量不怎么好的空气作为介质传到对方耳朵时，就成了一个女孩羞涩礼貌的称呼了。这么完美的招数应该获得“懒人专利”。

那些音节听起来就像“嗯”或者“好”，于是我身边有了一大堆“嗯阿姨”、“好叔叔”。

如果和妈妈在一起，就不用担心演技问题，因为她总带着一双不带眼镜的七百多度近视眼上街，要么就目不斜视大摇大摆地和熟人擦肩而过——知道她眼睛的特殊情况，熟人也不怪她；要么就在别人拍她一下的半秒之内把迷惑的表情调整为惊喜的笑声：“哎哟是你哦！”这招高明！一个“你”字就概括了百家姓，还叫的挺亲切，看她笑得跟盛秋的大丽菊似的，我都不得不承认她的狡猾。

果然，分手后她转过头问我，脸上还挂着大丽菊一样的笑：“刚才那人谁啊？”“姓李吧。”我淡定地出了个选择题，“不然就是王、张、陈。”

你得承认，我是个游刃有余的行尸走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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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望眼欲穿地盯着电视，并不是想看出它的三原色，只是被深深吸住了，被剧里演员那双像三棱柱般能折射七彩阳光的眼睛，外国人的眼睛和头发常常让我着迷。

每次妈妈打扫卫生都让我想起《猫和老鼠》里上了发条的机器猫，她兴奋起来跟她发怒时候一样。

妈妈在对着婆婆珍爱的泡菜坛发气，因为它们挡住了她前进的拖把，“妈的坛坛罐罐到处都是，要吃得胀死！”我立马笑趴在沙发上，仰望着她那张镶满水钻的脸，“你！快过来晾衣服。”妈妈总是在我看电视、听歌、看小说的时候塞给我事情做，她有的是办法不让我专注于自己的娱乐活动时间超过半小时。“搞快点！”我知道，当第三次相同的命令下达时，就是我的free time夭折的时候了，因此我踩着警钟的倒计时毫无怨言地完成了任务。她坐在沙发上，脚跟磕在茶几上，用那双带着眼镜仍然有一百多度的近视眼仔细盯着地面的某一处，突然大喊：“好脏！快去拖一遍！”我妄想商量：“等电影完了我就去嘛。”

瞎子用脚上的鸡眼都能猜到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