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人的教室内，正在讲课的史景迁迟疑了一下。他看见两个操作摄像机的人，正试图在前排学生的桌子上架起一个小型的轨道。这两位摄影师试了许多次，才得到一个缓慢推向史景迁这位北美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那张如老牌影星肖恩·康纳利一样英俊的脸的镜头。

史景迁今年77岁，受北京大学之邀来华开讲座。这并不是他第一次来北京，也不是待得最久的一次，却是最像明星的一次。因为担心人多，北大历史系没有大肆宣传讲座的信息，甚至临时更改了地点，仍然挡不住热情的听众。保安不得不警告大家要留出出口，防止有人晕倒。

这位剑桥出身、耶鲁执教的英国老人，在并不清新的空气中保持着绅士的做派，讲座全程站立，语速沉稳，神情专注。他唯一一次表露情绪，就是在看到摄像机的时候，但直到讲座快结束，他才忍不住自嘲了一句：“显然我们都被拍到电影里去了。”

史景迁治史，最擅长加入人性化的细节。他写张岱记忆中灯笼的光亮，写普通妇女王氏死前的梦境，写太平天国，他甚至想为其中一条狗命名。将历史投射到具体的人和情感之上，也就还原了历史。

如果他为自己写史，大概会写到这一架摄像机。它是史景迁在北京十天的行程里高频率亮相的伏笔，史景迁面对镜头表露出的那一丝疑惑，也是对自身身份与大众认知之间差距的疑惑。

看见你就像看见摇滚明星

2月28日、3月5日及7日在北京大学做系列讲座，3月1日在曹雪芹纪念馆参加活动，3月3日与企业家冯仑进行一场中国近代公益事业的座谈，史景迁在北京的十天里，隔天亮一次相。

“史先生本不想进行大讲座，我们原来订了一个20人的小教室”，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牛大勇介绍。史景迁在耶鲁执教时，以讲课质量佳著名，是能开上千人大课的少数教授之一。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荣新江回忆说，上世纪90年代他到耶鲁做访问学者，曾想听史景迁讲课，却发现需要夜里三点钟开始排队。

提前几个小时，这个20人的小教室已经不堪重负，开讲前一刻钟，地点换到三百人容量的大教室。人潮汹涌，过道和讲台的空间也很快被占据。头发花白的史景迁从门口艰难移动到讲台中央，教室里响起了掌声和一片闪光灯的咔嚓音。

史景迁1989年曾在北大讲学一个月，他那时在西方成名已久，但在大陆仍只是学术界的“内部”人物。2006年，史景迁70大寿，亦曾到燕园开讲座。此时他的大部分著作已在中国出版，又赶上西方汉学家著作被引进和讨论的潮流，名声开始发酵。

今年来华，他的影响已经远远溢出了学术界，成为各方竞相邀请的对象。北京曹雪芹学会会长向他介绍在北京西山重建曹雪芹故里的依据，以飨这位47年前已写就《康熙与曹寅》的作者。企业家冯仑主办名为“探寻中国近代公益事业的起源”的对谈，史景迁也是座上宾。但“一个半小时里，史景迁拿起话筒不超过四次、30分钟”，“四个观众的交流机会中，没有一个问题是抛向他的。”

“让史景迁谈公益，挺难为他的，他作为史学家的底色不好发挥，”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组织者说。

只有在北大的学术讲座上，史景迁的名声和他的位置才是合拍的。他仍保留着英伦口音，以低缓的语速，讲述自己的研究和理论。他得到了不少专业的回应，也遭遇了比耶鲁学生更虔诚的听众。讲座结束后，找他签名的人围得水泄不通，一位外国留学生干脆拿起话筒，唱了一首“斯宾塞之歌”：“请给斯宾塞先生一点空间，请给斯宾塞先生一点空气。”

飞向史景迁的提问小纸条中，夹杂着这么一条：看见你就像看见摇滚明星。

一个不远千里的外国人

乔纳森·斯宾塞（J o n a t h a n D.Spence）1936年出生于英国，在剑桥大学学习欧洲历史，后到耶鲁大学深造。在那里，他遇到中国近代史学者芮玛丽（Mary C. Wright），并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他的另一位老师房兆楹为他取名“史景迁”，以此向司马迁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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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后，著名史学家余英时为史景迁的著作《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中文版写序，他说：“史景迁的著作必须划入《史记》的类别之内，则是无可争议的。《史记》不但是中国史学的杰作，而且也是中国文学的最高典范。”

史学与文学之争，是史景迁的名望之源，也是争议之端。从《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开始，史景迁文学化的叙述方式逐渐彰显，他透过康熙之口，以第一人称写这位帝王的心智和意念。也正是通过《康熙》，史景迁名声大噪。之后，他文学化的倾向不仅表现在讲述方式，而且表现在对于历史中个人命运的独特关怀，以《王氏之死》、《胡若望的疑问》为代表。

“有多少人知道沈福宗这个人？”史景迁在北大的第一场讲座以此问开场。1682年，沈福宗跟随传教士去欧洲，成为史料记载的第一个到达法国和英国的中国人。他见过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译介过《论语》，还与西方学者讨论中国象棋。

与自己笔下的康熙、王氏、胡若望等人物一样，“沈福宗的故事是我历史写作的典范。”在史景迁看来，历史写作包含两个层面：我们应该知道发生了什么和这些事件背后的意义。

“失败的小说家”，据说钱锺书访问耶鲁时，曾如此评价史景迁。史学家布鲁斯·马茨里斯（Bruce Mazlish）则提出史景迁放弃了历史学家解决问题的传统，《胡若望的疑问》徒有美文。

全球化、宗教问题、象棋，都可以作为沈福宗研究的方向，史景迁则这样结束讲座：“上述哪一条诘问的精神会为我们带来沈福宗故事的意义？我们如何衡量这些方法的价值？这是未来的历史学家和他们的学生需要面对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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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更擅长将答案与意义置于故事中，尤其置于融汇古今、贯通中西的故事中。沈福宗的研究，与史景迁之前所作《利玛窦的记忆宫殿》、《胡若望的疑问》、《大汗之国》类似，聚焦中西之间流动的人物。在这个领域，史景迁显示了无与伦比的优势：既通晓欧洲语言、拉丁文，又熟悉中国历史。他得以如玩“拼图”一样拾撷史料，但发现无法拼凑出清晰的图景。“能一目了然的东西并不存在。我们对中国的看法越模糊、越多面化，离那最捉摸不定的真实性也就越近”，史景迁曾写道，这种“最捉摸不定的真实性”，便藏身于精彩的故事中。

《环球时报》是什么

“如果雍正能用互联网，他会做什么？”一次讲座结束之后，学生递上纸条问此问题。

史景迁哈哈一笑，“雍正应该会很喜欢互联网，他讲求效率，而且没有事情逃得出互联网。”但同时他承认：“我其实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自己并不理解互联网。”

史景迁所有的书都是手写的。他的写作方式也很古典，收集材料，反复看，做摘录，然后写在纸上。他的妻子、同样执教耶鲁的学者金安平3月9日在中央美院的座谈上说，史景迁对历史写作抱有很高热情，收集资料时就非常兴奋，眼睛睁得老大（wide eyes），写作的时候，眼神都变得狂野（wild eyes）。

在美国，金安平与史景迁共用一部手机；来到中国，史景迁的活动也多由妻子安排。“两个人都很天真，很多活动他们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曾在耶鲁交流、并担任史景迁北大讲座翻译的杜华说。3月3日，应中美协会邀请，史景迁出席了冯仑主持的一场有关中国近代公益事业的座谈。

“冯仑是谁？”座谈之前，史景迁问杜华。

“一个地产大鳄。”

“哦？哦。”

“他觉得很惊讶，但没有排斥。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想做有意思的事情。”杜华说。他曾在去年应《时尚先生》杂志的邀请，在史景迁位于西黑文的家中对史进行过专访。史景迁看到时尚杂志给自己拍的照片很兴奋，待他翻到另一页，看见一个模特跳了起来，“我也应该试着跳一下，”史景迁说。

学贯中西，熟读史料，但史景迁对媒体并不熟悉。他每天看书，用影碟机在自己家十几英寸的小电视机上看电影。常接触的信息源是《纽约时报》和《纽约客》，以至于《时尚先生》约访的时候，他并不确定对方是否来路正宗。直到被告知自己的好朋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略萨以及好莱坞导演伍迪·艾伦自己喜欢的导演也会出现在杂志上，他才放心。

现代社会的种种潮流，徘徊在史景迁兴趣的边缘，和互联网一样，未能进入他关注的核心区域。美版《纸牌屋》引发舆论热议，也是他的好朋友主动给他装了Netflix，并推荐他去看。

此次来北京，因为年事已高，他给大多数媒体只安排半个小时的采访时间。有次吃饭，妻子金安平忽然问他们的学生：“你们知不知道有一个报纸叫Global Times？他们说要采访我们。”学生一听，说这是《环球时报》。史氏夫妇又咨询了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老师，最终决定拒绝接受采访。

台湾的奏折和鸟儿

3月9日，史景迁终于迎来其在北京的最后一次公开活动。他的第一位博士生郑培凯出席了座谈，郑也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

史景迁桃李遍布，麾下有许多著名学者，但几乎无人继承了他书写历史的独特方式。“就我阅览所及，在并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之中，好像只有史景迁一人具有这一特殊本领。”余英时评价说。他认为史景迁“不但史学的功夫深厚，而且文学的造诣也超出侪辈”。

史景迁博士论文的灵感，便是在读《红楼梦》时获得的。他决定以曹寅与康熙的关系为个案进行研究。座谈会上，史景迁回忆起当时在台湾查阅清宫档案时的兴奋：“他们把康熙的朱批奏折原件拿出来，问我，‘这对你的工作会有帮助吗？’我说，‘这简直是天大的恩赐！’”

一般认为，史景迁是费正清等第一代学者之后，美国的第二代汉学家，与孔飞力（Philip A Kuhn）、魏斐德（Frederic J.J. Wakeman）并为美国当今最好的几位中国历史研究者。作为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开创者，费正清的大部分著作旨在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而我写作的目的是鼓励人们了解中国，”史景迁说。

他对自己治史的道路有着极为清醒的自觉。论文集《中国走马灯》就研究了美国的中国学发展历程。上世纪70年代，国际史学界出现了新文化史的转型，其中一个显著特点，是对科学理性进行反思，从因果分析转为“深度描述”。“对理论的过度强调是有局限性的”，史景迁在和历史教授卢汉超的对谈中提到，简单用社会理论解释历史很容易过时，他想写“不过时的书”，将理论构架埋在故事里。但绝不是文学（literature），而是虚构（fiction），一种写作的方法而已。

史景迁具有很超前的学术眼光，史学转型的结果之一是研究对象更丰富更微观。他对“王氏之死”感兴趣的时候，“大部分人还没有开始研究中国妇女”。作品译介到中国之后，史景迁获得了一般史学家难以企及的流行度。无论小说家的标签，还是脱离了语境的学术明星地位，抑或企业家追捧的知识分子角色，都遮蔽了他历史学家的身份。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的职位，才是对他学术成就的肯定。也许他终会如笔下的王氏逐渐清晰，“像人在退潮的海水中看到的一块闪闪发光但又后悔捡起来的石头。因为随着石头在阳光下被晒干，石头的色彩很快就会消失。但是王氏故事的色彩和纹路并没有消退，它在我的手里变得越来越鲜明了。”
座谈会的现场，史景迁看起来很疲惫。他回答着“为什么会对历史感兴趣”，却已经走过了研究中国历史的50年历程。独一无二，难以复制，尽管争议不断，史景迁却无疑是个路标。

“这也许是史景迁最后一次来华，”他的学生说。在台上，史景迁回忆起第一次与中国接触，是在台湾故宫博物院查阅资料。他看到20岁之后方学汉文的康熙把“密封”写成“蜜封”，不禁会意一笑，颇为感同身受。

北京之后，史景迁还要去四川、西安、上海做讲座。他最想做的事情则是等大陆的活动结束之后，去台湾的雪山看鸟。届时，他的好朋友、耶鲁大学的鸟类学家克里斯托弗也将飞往台湾。他们在美国的时候，经常在野外拿望远镜观察鸟的活动，克里斯托弗熟知所有鸟的种类，常给史景迁讲解。也许在台湾观鸟的时候，史景迁会得到此次中国之行久违的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