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茶馆》，无可复加的戏剧杰作。读过很多遍，也看过电影，有人称它为三个黑暗时代的送葬曲，揭露了种种不公平的社会现实。而那张挂在茶馆里的“莫谈国事”的大字如同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招牌在掌着市侩百姓的嘴，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上台的人物所发生的故事，无论悲喜，只要追溯一下因为所以，总是那档子破国事，万花筒也好，西洋镜也罢，茶馆就是如此一个社会矛盾集中的体现，跑不了。

至于剧情的再现此处就不表了，王利发刘麻子等一摞人物已经随着这部经典作品一遍又一遍的被阅读被再现深深扎根于读者的心中，我看来，《茶馆》的大范围传播有两个原因。一方面，作品本身的艺术成就与作者蜚声海内外的名望互为表里有着互相宣传的意味，另一方面，《茶馆》通俗易懂的语言也在传播上提供了客观性的便利，就像读完《水浒传》总能说上句“贼厮鸟”，连我不喜读书的朋友看完《茶馆》也能津津乐道几句：“屌！揍他个小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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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句随不登大雅之堂，然而颇具江湖之风市井之气，作品中常含有这类平易近人的词语，自然能较为简易地被大部分读者所接受和认识。在《茶馆》中，我最印象深刻的一段话是剧末了，常四爷的那段感叹：“我自己呢？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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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窃以为，这句话，可以当做剧中大多数人物心声的总结。常四爷不必说，一辈子不服软，敢作敢当，看不惯洋人愿自食其力；深究王利发，也可以归纳于这句话之中的，在这个人物避重就轻，懦弱无奈的背后，是对和平年代的单纯向往，是对国泰民安的一种本能渴望，而这种向往与渴望在群魔乱舞的社会现实中被压抑，被限制，使其产生了对于政治的恐惧心理，对于时局的回避态度。除了趁乱而起的既得利益势力，无论是革命者，农民，民族资本家，都抱着一定的拳拳爱国之心，而《茶馆》以描述这些人的冷暖人生，悲痛无奈，将社会之狡诈黑暗展现得淋漓尽致。

一些《茶馆》的品鉴者将老舍归结为“他是一个嘲讽旧世界腐朽生活的能手，却是描写新生活的蹩脚者。”将《茶馆》的意义归结为“《茶馆》是反映北京小市民生活的杰作。这部作品通过揭露鞭笞旧世界的腐朽黑暗，从而，从侧面说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这是作品的潜在主题。”我觉得都是非常的不科学的，在第一点上，描写新生活的任务不应该也不合适存在于《茶馆》的历史背景之中，《茶馆》的三幕剧分别处于戊戌维新失败后，北洋军阀割据时期与国民党政权覆灭前夕，这些时候，时局混乱，中国都是处于一种对于前途摸着石子过桥的阶段，茶馆位于的北平更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因为它具有的强烈的政治意义，意味着北京的政治立场的转变必须是阵痛而不是循序渐进，既黑又红的重叠一来不符合历史背景也平白增加了写作的难度。可能很多人抱着“不破不立”的想法，而强加给了这个时代以展示革命力量的责任，在我看来，这已经违反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了。

第二点，虽然老舍对于旧社会的种种不公有着深恶痛绝的鞭笞，但在这部话剧本身看来，并没有明确的政治指向性，所谓的“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命题确实是穿凿附会上的。王利发不是潘冬子，沈处长也不是胡汉三，《茶馆》中百姓与官员政治力量的对立并不是对等的，也没有什么逼急了走上革命道路的义举，而是一种更为典型的上下级被压迫的关系。这种不平等的关系，更具有普遍性，因为无论是军阀还是国民政府，都是国家的掌控者，是一种暴力的象征，反抗的代价是巨大的，甚至是戏剧中可通过阅读预见的。因此王利发最后的自尽也并非什么无声的抗议，而是无奈的自绝。倘若非得加上点红色气息，那也得再写部什么《康大力智取沈处长》才行。在《茶馆》的剧本当中，应该说是见不到的。

虽然《茶馆》并没有展示出太浓厚的作者的政治立场，但是它所展现的阶级矛盾，社会矛盾，依然可作为我们政府部门管理工作时候现在值得借鉴参考的案例，宋恩子吴祥子这类仗权鱼肉的恶霸现在有没有？唐铁嘴这样的封建余毒清没清？说不好，也不能乱说，然而我们理论上可以开诚布公地去谈，因为现在这可是人民内部矛盾。至于管理的效果如何，那也不妨留心一些坊间有没有大傻杨这样打竹板的调侃世事的段子，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爱恨情仇皆故事，止不定调研出个猛料，百姓的生活也就能更太平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