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良镛，建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江苏南京人。1944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1948～1950年在美国匡溪艺术学院建筑与城市设计系学习并获硕士学位。1950年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建筑系任教至今。曾获2011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熟悉建筑界的人常说：“凡是到过北京的人，都曾亲身品读过吴良镛。”其实何止是北京？无论你是在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改革开放前沿大都市，还是流连于苏州、桂林、丽江等古典与现代气息交融、自然与人文色彩竞艳的新兴城市，你肯定都曾亲身品读过吴良镛。

吴良镛经常告诫学生：“建筑学的意义不仅在于要盖房子，更要避免盖低劣的房子，不要以为在一个地方盖一座大房子就可以扬名，如果盖得不好，那就是历史的罪人。”在吴良镛的心中，创造良好的、与自然和谐的人居环境，让人们能诗情画意般地栖居在大地上是他一生不变的梦想。

北京菊儿胡同有一个4l号院，原是一座寺庙衍生出的大杂院，也是菊儿胡同最破的地方。40多户人家共用一个水龙头、一个下水道，厕所在院外100米处。随着人口增加，院子里逐渐盖满了小房，几乎没有转身之地，危房、积水、漏雨的问题一直困扰着这里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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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北京开始展开“危旧房改造项目”，但是，菊儿胡同又属于古都风貌的保护范围。由于许多改造方案与旧城风貌保护相冲突，改造项目一直停滞在规划层面。不仅如此，项目不大、费用不高、牵涉面却不少等问题，使得很多设计单位都不愿碰这类项目。后来，北京市“房改办”找到了吴良镛。出乎意料的是，吴良镛对于这个建筑面积仅2700多平方米、设计费用仅1万元的项目显示出极大热情。

“衣服破了一定要扔掉吗？是不是可以想想办法，例如打个漂亮点的补丁，或者绣上图案。”吴良镛一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

其实，早在1978年起，吴良镛就开始对北京旧城区中心地段的整治进行研究。他认为，北京旧城可以说是世界城市史上“无与伦比”的杰作，是中国古代都城建设的“最后结晶”，因此，北京的旧城改造，不仅要满足现代生活的要求，还要与原有的历史环境密切结合，要创造一种社会住宅。因此，他提出了“有机更新”理论和建造“类四合院”住房体系的构想。在这场“有备之战”中，吴良镛的理论在菊儿胡同四合院改造工程中得以充分展现。

如今，改造后的菊儿胡同里，精心保留了原有的树木。一水儿的2层、3层小楼，白墙黛瓦，与周边的老房子浑然一体，丝毫不觉得突兀。一进套一进的小院子，面积虽不大，却并不觉得压抑。这样一座“类四合院”，完全没有高楼大厦那种冰冷、孤立的感觉，邻里间出来进去的打声招呼，有了困难也相互帮助。情境间，生活仿佛回到了过去的北京城，而这也恰恰体现出吴良镛“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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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菊儿胡同改造获得亚洲建筑师协会“金质奖”，1993年获得联合国“世界人居奖”。

吴良镛常说，西方建筑史是“石头的历史”，而中国古代建筑是“土木的历史”，因此，中国古建保护比西方更难。但让吴良镛感到揪心的是，城市文化建设面临着重重误区，有些城市呈现出不健康的规划格局：好的拆了，烂的更烂，古城毁损，新的凌乱。而且，城市同质化严重，千城一面现象尤为突出。

更让吴良镛愤慨的是，近年来国际上一批形形色色的建筑流派蜂拥而至，对我国城市建设产生了很大影响。“很多未经消化的舶来品，破坏了城市原有的文脉和肌理，导致有的城市成为外国建筑师标新立异的建筑设计实验场。”

“放弃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内涵探索，显然是一种误解与迷失。”吴良镛在很多场合都在强调：“不是不能借鉴西方建筑，但不能照搬照抄，拾人牙慧。”

许多城市管理者经常给吴良镛打电话，征求他对城市规划的意见，有的甚至直接找上门来。他对此总是不厌其烦、亲自接待。

“自古太守多诗人”，对于城市的管理者，吴良镛有话要说：“希望作为城市规划决策者的市长，都能具有诗人的情怀、旅行家的阅历、哲学家的思维、科学家的严格、史学家的渊博和革命家的情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