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怀念一个人，往往不仅是怀念其人本身，更多的是缅怀其情其志，感受其时与今时的流变，以便做到更好的因革。缅怀雷锋，我想，更应如此。也许我们已经听惯了雷锋的种种“雷例锋行”，又或者在很小的时候，就在一片好人好事思想教育的惯性中学到了这样的经验——每次做完好事后自报家门——“我叫红领巾”或“我是小雷锋”。

虽然这样的孩子“看上去很美”，但作为这样孩子中一员的我们，长大到了今天这步田地，我们对于雷锋叔叔的认识还是仅限于他做过的诸如冒风雨送大娘回家之类的事件么？我们一再强调“新时代，新雷锋”，雷锋的传统精神是什么，而“新雷锋”又应该是怎样的一种时代性的风貌呢？

大家都知道，毛主席生前只为两个人题过词，一位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另一位就是雷锋。说他英年早逝并不为过，《离开雷锋的日子》这部全国各地中小学校都曾组织观摩的电影大家也都熟悉得很，雷锋的生前身后事对于受教多年的我们来说肯定是如数家珍。那么，不妨设想一下：当我们要向比我们更年幼的一辈来述说雷锋精神时，我们将以怎样的观点言传之，又将以怎样的行为身教之？不要再简单地、甚至是机械地去搬弄故事“宝典”了！在老师声情并茂地讲述雷锋叔叔的感人事迹时，学生们也就权当是和安徒生格林童话没有差别的遥远故事而姑且听之，触动之余，为好事二三件，然后就自我感觉良好、自我思想品德鉴定升级。苏格拉底曾对众学生提出这样一个要求：“你们每人每天像这样张开双臂大幅度的甩手，做五十个。”一周后，苏格拉底问学生们：“到现在为止，有多少人在坚持？”有大约三十个人举起手;一个月后，苏格拉底又问：“现在还有多少人坚持？”这回有五六个人自豪地举起手示意：一年后，老师旧事重提，依然在问“还有人坚持吗？”学生们个个面红耳赤，羞愧地低下了头，只有一个人很兴奋地回答说：“我！”这个人就是柏拉图。并不是说柏拉图靠甩手就成了古希腊的思想巨人，而是像甩手这样简单的动作，才一年时间，就只剩下柏拉图一人能坚持。那么，天天做一件好事，并不比天天甩手更容易，同样一年时间，又有多少人能如思想巨人一般去坚持呢？至此，难道我们仍然认为雷锋精神只是让我们日行一善吗？教人以“扶老奶奶过马路”者，成之者也不过是有人去“扶老奶奶过”一两次“马路”抑或外加“给孕妇及抱小孩儿的乘客”让一两次“座”而已。为什么一到重阳节敬老院就忙得人仰马翻而平日却少有人问津？为什么只有在植树节我们才想起栽树？因为我们太把这些本应日常为之的小事当做标榜道德的风帆了。在我们的意识里，根本就只把好人好事当做一件分外之事，偶为之事，甚至当做雷锋一个人的事。我们将善行更多看作一件事，而不是一种欣然愉悦的心情，一种如吃饭睡觉的平常心态。我们所谓的“关怀”就像潮信，来得定时去得准时，肤浅得令人羞愧。

所以我认为，“传统”观念里的雷锋精神是对我们行善的提醒，又不仅限于此；而“新时代”雷锋精神更应升华为一种心态，即平常心。这种将行善化作自然的平常心态也许是雷锋同志都尚未能够达到的精神境界，换言之，雷锋叔叔也只不过是一个和我们一样的、匍匐在向精神高地攀爬道路上的小小的实践者而已。它不再是雷锋一个人的精神风范和信仰，而是视角更为高远的、令全民族人甚至全人类都高山仰止的精神丰碑和行为目标。正如“上善若水”是老子的极致，“心斋”“坐忘”是庄子的极致，我们也有自己的极致。“可能吗，我一个小小的子民，会像玫瑰和亚里士多德一样死去？”为人之境与为圣之境本就是一种浑圆的境界，是众生和众生称之为“圣”的人都无法到达却可无限靠近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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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也许只是一介粗褐布衣，但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可以与众贤共有一种极致，因为我们是同等的生命，因为我们注定都只能是一群虔诚的朝圣者。所以，这种“新时代”雷锋精神虽然貌似煌煌不可及，但歌德有句话说得不错：“我们之所以高举双手，并非要摘得那最美的星辰，而是想保持一种双手向上的姿势。”如是而已。斯人已去，惟将其情铭于心、谨于行，以此聊表缅怀之意。我想，其志若能长留于世，泽被后人，定是对他最深沉的怀念，也是对我们最大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