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皇帝的年代里，中国文人梦寐求之的最高境界，莫过于被御用了。一经御用便身价百倍地增值，御用不得则成为中国文人最为失落、迷茫、消极、怨恨的终身遗憾。因此，想被御用成为中国文人最为憧憬、向往、追慕、艳羡的终极目标，这种“读得圣贤书，卖于帝王家”的求御心结，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

《新唐书·文艺列传》载孟浩然遇玄宗事，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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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与太学赋诗，一座嗟伏，无敢抗。张九龄、王维雅称道之。维私邀入内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床下，维以实对，帝喜曰：‘朕闻其人而未见也，何惧而匿？’诏浩然出。帝问其诗，浩然再拜，自诵所为，至‘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因放还。”

呜呼，一个天赐良机，生被诗人“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的诗毁了。看来，中国文人也会聪明反被聪明误，把好事办砸。皇帝已经站在你的面前，你却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惦记着陈谷子、烂芝麻不放，不是明摆着自讨没趣吗？

这就是盛唐诗人孟浩然头一回进京谋求御用文人这份美差的碰壁史。

孟浩然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诗人呢？读李白这首《赠孟浩然》的诗便知其大概。“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由此，我们大致了解这位隐居鹿门山多年的孟浩然，是一个说隐也不见得真隐的“隐士”。一个与世间不往来的“白首卧松云”的隐士，怎么能达到“风流天下闻”了，又怎么可能多少年如一日，捺住性子在鹿门山做他的隐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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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从他结交名流，唱和诗坛，从他游山玩水，入幕为宦，从他两赴长安，应试求官，从他为实现美丽之梦，碰过一回钉子，不死心，又碰第二回钉子，说他是雅爱山林，更恋红尘，喜好恬淡，更慕虚荣的诗人，也不为过。中国知识分子那种骨子里的入仕之心，名位之心，染指权力之心，渴望青云直上之心，别人有的，他也并不少，只不过打着一个隐士的招牌，清高的招牌，多少有点遮掩而已。

中国文学史上，如此为梦而付出一生者，唐代诗人孟浩然，绝对不是唯一的个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