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臣，《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忠于君主的官吏”。或者可以展开来说，忠臣就是以君主的利益为最大利益，为了维护君主的最大利益不惜遭致杀身之祸而冒犯君主的官吏。中国封建体制绵延两千多年，在儒家“君臣父子”的礼教观念束缚下，我们的传统意识里已经有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忠臣情结，那就是对忠臣的顶礼膜拜。然而，忠臣并不等于良臣，因为忠臣所做的事，不一定对国家有利，对百姓有利，甚至对君主有利。魏征，这位为“贞观之治”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人，在历史上已经有了那么多忠臣榜样的情况下，身为朝廷上的一名高级官吏，提出了“不做忠臣做良臣”这般石破天惊的见解。魏征在回答唐太宗李世民什么是忠臣、什么是良臣的问题时说：稷、契、咎陶这些人是良臣，龙逢、比干这些人是忠臣。能让自己获得美名，辅助君主获得尊贵的声誉，子孙相传，福禄无疆的臣子就是良臣；自身遭受杀身之祸，又陷君主背上杀戮忠臣的恶名，使小家和国家都遭受损失只留下空名的臣子就是忠臣。纵观魏征的一生，他确实如己所言，不做忠臣，而是一位十分称职的良臣。

　　一

　　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有一些理念是很有意思的，诸如有“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的劝告，也有“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的训诫。在这里，“良臣”和“忠臣”显然不能互换，因为他们有着不同的内涵。能择主而事的臣子，是以自己为中心，以能否施展自己的才华造福于民、造福于社会为目的；不事二主的忠臣，则是以主子为中心，至于主子的作为是否有利于社会、有利于百姓，最多也只是忠臣在效忠主子前提之下的考虑。魏征，就是一个把社会、把百姓置于人君之上的良臣。在他的早期政治生涯中，不仅事过多主，而且对每位主人都恪尽职守、态度从容。

　　魏征，字玄成，公元580年出生于钜鹿曲城（今河北巨鹿）一个低层官员家庭。他的父亲叫魏长贤，任过北齐朝屯留的县令。魏征小时，家道中落，但贫困的生活并未给他造成不良的影响，相反，他落拓不羁，胸怀大志，宁愿出家当道士，也不愿从事普通的谋生之业。他极喜读书，眼见着天下渐乱，因此特别专注于如何经营天下的学说。

　　隋炀帝大业末年，天下群雄纷起。时任武阳郡丞的元宝藏，起兵响应夺取了瓦岗军领导权的李密，征召魏征为书记官，这样，魏征也就参加了瓦岗军。李密在隋时做过官，是因不满意所当的宿卫侍从这一职务，称病自免，闭门读书，之后参加瓦岗起义军的。他每次见元宝藏给他的报告，都赞不绝口，一打听，全是魏征写的，于是就将魏征召到了身边，魏征也就从元宝藏的手下变成了李密的手下。魏征到了李密手下后，即向李密提出了10条建议，然而，李密虽然认为这些建议新奇却未能加以实际运用。后来，被李密打败了的隋军将领王世充卷土重来，在洛口一带攻打李密。因才打败过王世充，李密军上上下下都不把王世充放在眼里。魏征分析了敌我情况，但因职位低，只能向李密的长史郑颋建议道：魏公（李密）虽然很快取得了胜利，但骁将锐卒死伤过多；军中府库空虚，对有功的将士又未给予赏赐，战士们求战的心情并不积极。从我军目前这两方面的情况来看，是难以抵挡王世充的。因此，我军正确的应敌之策，是深沟高垒，跟敌人打持久战。要不了十天半月，敌人粮尽，只能退兵，那时我军乘机追击，必胜无疑。况且东都已无粮食，王世充走投无路，此番来攻是下了决死一战之心的。穷寇难以争锋，请转告李密将军不要贸然与之交战。不料郑颋对魏征这一建议竟然嗤之以鼻，说道：你的这一建议，不过是老生常谈罢了！魏征想不到会遭此当头一棒，愤怒地说道：这是打败敌人的奇谋深策，哪里是什么老生常谈？说罢，拂袖而去。而这一战，未听魏征建议的李密果然大败。

　　李密兵败，转投唐高祖李渊。魏征服务的对象，也就从李密变成了唐王朝的统治者。魏征到了李渊手下后，却很久都没有得到建功立业的机会，于是毛遂自荐，请求到山东黎阳去招降尚未归顺的瓦岗军殘部。李渊同意了魏征的请求，并给了他一个秘书丞的衔头。当时，李密的旧部徐世勣还拥有不少人马，控制了东抵海滨、南临江淮、西至汝州、北达魏郡的广大地区。魏征来到梨阳，首先致书徐世勣，帮助他分析了形势，指出瓦岗军处于兵家必争之地，王世充东略之心不死，窦建德南谋之力待举，徐世勣孤立无援，必不能持久。魏征又分析了天下大势，指出天下必将为李渊所有，徐世勣只有尽早归顺，才可保平安富贵。这封信写得逻辑缜密，文情并茂。徐世勣得信，即率队归顺了李氏王朝。徐世勣后来被李渊赐姓李，其所部成了李氏争夺天下的劲旅，为李氏最终夺取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魏征在这次招降中，兵不血刃就收了不少瓦岗旧部，展示了他过人的才华。

　　619年，隋末起义于河北、已自立为夏王的窦建德于聊城一举歼灭宇文化及所率军队，随后又大败唐军，攻陷梨阳，俘获魏征，魏征又成了窦建德的部下。窦建德得魏征，也十分赏识他的才干，但赏识不等于重用，窦建德只给了魏征一个起居舍人的官当，专门负责记录窦建德的言语行迹，真是大材小用了。魏征在窦建德手下一呆就是两年。两年之后，秦王李世民率军与王世充和窦建德的联合军团决战，先大败窦建德于虎牢关，后又迫使王世充投降，占领洛阳，取得东方战场的决定性胜利。窦建德兵败，身在窦营的魏征趁机劝说窦建德的洛州守将唐旦，一同投降了唐朝。

　　魏征在窦建德手下呆了两年之久，现又重新降唐，若以今天的标准去衡量，即使不给戴上“叛变投敌”之类的帽子，至少也要划进立场不坚定之流，给予一定的惩处，不会再用；即便因有一技之长再用，也会在档案上注明，属于控制使用之列，不能参与决策和机要之类工作。李渊大度，没有惩处魏征，但也没有大度到重用魏征。倒是太子李建成慕魏征之名，将其召进太子府，任为太子洗马。太子洗马是一个教太子政事、文理的官职，从级别上看，不低，是从五品上，而且虽是太子属官，但属老师之类，很受礼遇的。魏征到了李建成手下，也就一门心思为太子办事。他看到李建成和唐王李世民在争夺最高权力上的明争暗斗，特别是看到李世民的功劳和影响一天天大起来，很为太子担心。窦建德部将刘黑闼拥兵南下，魏征感到太子建立功勋的机会来临了，就对李建成建议：有人说您只是以年长而位居东宫，无大功而要四海臣服。现刘黑闼残兵散众南下，此时击之，势必如摧枯拉朽。请您亲率大军讨伐，获取功名，并以此结识山东豪杰。李建成接受了魏征的建议。当时刘黑闼军士气甚锐，如立即交战很难取胜。魏征又建议李建成不要急于同刘黑闼军正面交锋，而应先发动政治攻势。魏征说：上次击败刘黑闼，俘获的将领皆被处死，他们的妻子儿女也都成了阶下囚。后来虽有诏书赦其余党之罪，却无人再敢相信我们。现在释放全部被囚禁的俘虏，安抚宣赦后遣送回去，我们就可以坐视敌军离散了。李建成采纳了魏征的建议。果然不出魏征所料，刘黑闼军粮草用尽，军心大乱，士卒多有逃亡，李建成大胜。大败刘黑闼这一役充分显示了魏征的政治军事才能。后来，魏征又多次建议李建成早作准备，甚至应对李世民先下手为强。可惜李建成对魏征的这些建议犹豫不决。而李世民毕竟不是等闲之辈，不等李建成先下手，他就发动了玄武门之变，让李建成成了刀下之鬼，魏征则被李世民俘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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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世民捉到魏征后，问他：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之间的关系？并摆出了一副要杀他的样子。我们不知道假如魏征此时被吓得痛哭流涕，或跪地求饶，李世民又将会如何对待他。但此时被抓的魏征却态度从容，不卑不亢，很冷静地回答李世民说：太子若听从我的建议，哪里会遭受今天的横祸。李世民惜才如命，早就听说过魏征的大名，一见面临死刑威胁的魏征能如此从容，便放了他，并收为手下，给他封了一个詹事主簿的官。于是，魏征又成了李世民的部下。李世民虽然用了魏征，但一开始也并不重用，从詹事主簿这一级别就可以看得出来。唐制，詹事主簿只一个从七品上，很低级的。

　　纵观魏征早期的政治生涯，可见魏征一直是实践着他“良臣择主而事”、事天下不事一人、做良臣不做忠臣的政治理念的。也正因为魏征有着这样豁达的政治理念，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才留下了魏征这么一颗闪亮的明星。

　　二

　　唐太宗李世民创下了为后人津津乐道的贞观之治，因素之一，是他有“三镜”，即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以人为镜，并不是人人都可以为镜的。魏征去世后，李世民悲叹道：从此我就少了一镜了，可见，李世民之“人镜”，是特指的魏征。魏征能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留下自己鲜明的足迹，有史家评论说：魏征最大的政绩，就在于对唐太宗的犯颜直谏。魏征能对唐太宗犯颜直谏，就因为他以“国士”自居，以事天下高于事一人。

　　玄武门之变不久，唐高祖李渊无奈将帝位传给了李世民。李世民登基后，即提拔魏征为谏议大夫，封钜鹿县男。李世民虽然登上了皇位，但李建成在河北山东一带的余党不少，影响仍然很大。李世民做了一个果断的决定：让魏征出使河北，安抚前太子李建成和前齐王李元吉的旧部，并特许他便宜从事。所谓便宜从事，就是使臣遇事可斟酌情势，不拘规制条文，不须请示，自行处理。从这也看出李世民虽是初次任用魏征，却表示了对他的特别信任。魏征也没有辜负李世民的信任。魏征到达磁州时，正好遇到前太子李建成的手下、官居千牛的李志安，前齐王李元吉的手下、官居护军的李思行被押解去京城。魏征的使命就是来安抚这些人的，那么，对这两个被押解的人管不管呢？这样的难题即使放到今天，恐怕也会有不少人难以做出正确的回答。魏征是原太子旧部，齐王和原太子是死党，仅从避嫌这一点看，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的态度，恐怕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好。魏征并没有采取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他对副使李桐客说：我们接受出使命令时，前太子和齐王的手下，都令赦免不加追问，如今又将李思行等人押解去京城，太子和齐王旧部谁还会相信赦免令呢？我们奉命前去安抚，他们也不会相信。处置不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何况有利于国家的事，只要知道的，就应当去做，宁可个人遭受怀疑，也不可废了国家的大事。假如我们现在就释放了李思行等人，不再追究他们的责任，那么这信义所能感动的，就没有到达不了的地方。从前大夫出使，只要是有利于国家的事，就可自作主张行事，何况我们今日出使，皇上还特许了我们便宜从事。皇上既然将我们当成了国士来对待，我们怎么能不以国士的作为来报答呢？于是断然释放了李思行等人，并将此事报告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不愧一代明君，他听到这个报告后，竟然是非常高兴。

　　李世民是一个明君，但不是一个完人，因此，他就会犯错误，但他大度，能真正地听取不同意见，于是，他成就了一代名臣魏征；魏征珍惜自己的国士身份，以事天下高于事一人，凡利国之事，则知无不为，于是，他成就了李世民的贞观之治，也完美了李世民的明君形像。一个敢说，一个能听，当我们徜徉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时，不得不为他们这种少有的君臣关系击节长叹，津津乐道。

　　贞观二年，唐朝声威日盛。这时，高昌王麴文泰准备入朝朝贡，西域诸国得知这一消息后，都准备派遣使节随文泰一道入朝朝贡。这对于一个刚登上皇位不久的人来说，是多大的面子，是多荣耀的事啊！李世民马上命令文泰驻京使者厌怛纥前往迎接。大家都高高兴兴等着朝贡时，魏征却出面反对了。他的理由是：中国刚刚安定下来，长期战争的创伤还未平复，在这种情况下，稍有一些劳役，就容易引起社会的动荡。以往文泰入朝时，所经过的州县供应都很困难，何况这回又增加了这么多国家的使者。若让这些人作为一般的商贾往来，那么边境上的老百姓还能从中获利，但若把他们当成宾客迎接，国家就将遭受损失了。汉建武二十二年时，天下安定，西域请置都护府，并愿送子进京，但光武帝不同意。为什么呢？就是不愿因处理西域诸国的事务而使国内遭受拖累。现在我们若同意西域十国来朝贡，他们的使者一定不会少于千人，这么庞大的队伍，所经过的州县将如何接待？人们是各种各样的心思都有的，到那时再来后悔就晚了。李世民听魏征说得有道理，马上派人将已出发的厌怛纥追了回来。初登皇位的李世民如此听得进不同意见，不图虚荣，以百姓利益为重，真给我们一些贫困县市动辄就搞这样庆典那样庆典的公仆们树了一面镜子。这些地方老百姓的温饱还未解决，但为了与一些歌星之流的人物握个手、照张相，在媒体上露一露脸，就可以心不跳、眼不眨，随手一掷就是数十万、数百万，老百姓有吃无吃管他呢！和李世民相比，这些公仆们会脸红否？

　　有一次，李世民到九成宫住，中途有一宫人回京，途中歇于湋川县官舍。此人住下不久，右仆射李靖、侍中王珪也来了。官舍小，官舍的负责人就将宫人移到别处去住，将官舍腾出来让李靖等人住。李世民一听到这事，就大发脾气，骂道：怎么能让李靖这些人如此作威作福，为什么要照顾李靖等人而轻视我的宫人？打狗还看主人面嘛！在李世民看来，怠慢了他的宫人，也就是怠慢了他，所以他要大发脾气。他马上命令要查办湋川县官吏和李靖等人。这时，又是魏征出面来劝阻了。魏征说：李靖等人，是皇上您重要的大臣，而宫人，不过是宫中打扫卫生之类的杂役。要论他们肩负的责任，那是不同的。李靖他们到地方上去，地方官吏要向他们请教朝廷的法令政策，从地方上回来，皇上要听他们汇报民间的疾苦。因此，李靖等人到了地方上自然要与地方官员相见，地方官员也要拜访他们。至于宫人，除了让他们吃饱穿暖之外，是不让他们参与这类政事的。假若您就因为怠慢了宫人而责罚县吏等人，这恐怕有损于皇上的名声，也让天下人听了寒心。刚刚发过脾气的李世民此时也冷静下来了，听魏征说得有理，便停止了追问，李靖等人也就在官舍安安稳稳地住了下来。

　　李世民的女儿长乐公主要出嫁，李世民想到长乐公主是皇后所生，因此，责令有司送长乐公主的嫁妆是永嘉长公主的一倍。皇帝嫁女，皇帝家的事，嫁妆之多少，当然皇帝说了算。然而，魏征又站出来了，说不可。魏征说：过去，汉明帝要封他的儿子，说道，我的儿子怎么能和先帝的儿子相提并论呢？有楚或淮阳的一半就行了。这在历史上传为美谈。天子的姐妹称长公主，天子的女儿称公主，既然加了一个长字，就是表示尊崇啊。情可有深有浅，但礼法却不能逾越，所以，送长乐公主的嫁妆不应该比永嘉长公主的多。李世民又听进去了，并到宫里将魏征的意见告诉了长孙皇后。这位长孙皇后也十分了得，不仅没有丝毫的不满，相反，派人送钱四十万、绢四百匹到魏征的家里奖赏魏征。

　　魏征在李世民手下，前后进谏二百余事。这实在是了不起的。有几个掌握着生杀大权的人物能听得进如此之多的反对意见呢？庐山上，那位开国元帅不就因为提了一点不同意见而被打翻在地，还被踏上一只脚的吗？当然，李世民也不是一直对魏征没意见。一次李世民罢朝回宫，就咬牙切齿地说：总有一天我要杀了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问：是谁得罪了皇上啊？李世民说：是魏征，这家伙经常在朝廷上跟我过不去。长孙皇后听了，即退下，换上朝服肃立于庭。李世民一见大惊，问这是何故？长孙皇后答：我听说主上圣明，臣下方可尽忠。如今正是因为陛下圣明，魏征才能知无不言啊。我身居后宫，怎么能不向圣上贺喜呢？听了长孙皇后这委婉的劝告，李世民才消了怒气。这又验证了句俗语：妻贤夫少祸。看一看当代史，因妻不贤乱干政而导至的悲剧，少了么？

　　三

　　魏征不仅是一个敢于犯颜直谏的良臣，也是一个学富五车的历史学家，是一个有着自己独特理念的政治理论家。

　　魏征非常重视以史为鉴。他在给李世民的奏疏中就说道：要想知道国家是否安危，看看已经灭亡的前朝就知道了。他又说：我们希望当今社会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只需将已经灭亡了的隋朝作为一面镜子，那么存亡治乱，都能知道了。后来，李世民任魏征为总编，派令狐德棻、岑文本修撰《周史》，孔颖达、许敬忠修撰《隋史》，姚思廉修撰《梁史》、《陈史》，李百药修撰《齐史》。魏征作为总编，不仅要对这些人的作品进行审定，还亲自为每部史书撰写序论或总论。在魏征的主持下，完成了《梁史》五十六卷、《陈史》三十六卷、《周史》五十卷、《齐史》五十卷、《隋史》五十五卷的编修任务。这些史书一出，便得到了众口称赞，誉为“良史”。

　　魏征当过道士，他政治理念的核心，虽然参有道家的无为理念，但基本上还是儒家学说。他的不少政治主张，直到今天，仍有着巨大的参考价值。

　　魏征主张居安思危。他在给李世民的奏章里对此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说：我听说若要树木长高长大，就必须让树木的根坚固；若希望水能流得远，那就必须保持水流源泉的通畅；要想让国家得到安定，就必须积累德和义。流水的源泉不深，如何让水流得远？树木的根不坚固，树木怎么能长高长大？德行不够，要想把国家治理好，即便是一般老百姓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何况是圣人君子呢？居安时不思危，不惩戒贪欲崇尚洁俭，不用德义时时规范自己，不制约自己的情欲，那就等于砍去了树木的根却希望树木长得茂盛，堵塞了水源却希望水能流得长远一样，是不可能的啊。

　　魏征认为老百姓好比是水，水既能载舟，也能覆舟。他对李世民说：很多打得天下的君主，起事时颇有建树，但能将起事时的德义坚持到底的却不多。为什么呢？就因为功成名就而志得意满了。志得意满便纵情傲物，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使用严刑峻法进行统治，让老百姓服从，老百姓也只是表面害怕，内心是极不满的。老百姓好比是水，水既能让船行弛，也能让船覆灭。

　　魏征还主张“任贤受谏”，“薄赋敛、轻租税”，“无为而理”，“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等等，直到今天，这些都是政治家们必记的格言。

　　魏征晚年在辞去宰相职务之后，给李世民上了一道《十渐不克终疏》。这道奏章从十个方面论述了贞观中期以来的唐朝政局，指出李世民统治日益懈怠的危险性。这篇奏章结合实际，有理有据，感情充沛，对十个方面的问题论述得十分深刻透彻，动人心魄。李世民看后，很受感动，于是将《十渐不克终疏》写在屏风上，朝夕阅读，天天警惕自己。

　　李世民对魏征的逆耳之言，不仅听得进，对魏征的评价也非常之高。李世民对侍臣们说：贞观以前，跟随我平定天下，周旋于艰难险阻之中，房玄龄的功劳无人能够相比；贞观以来，尽心于我，出谋献计，安国利民，犯颜直谏，随时纠正我的错误的，只有魏征一人而已。魏征病重，李世民多次上门看望。魏征过世，李世民痛哭不已，并罢朝五日。

　　魏征享年64岁。

　　魏征死前，和李世民君臣之间可谓情深义重。魏征死后，他们的关系却蒙上了一层阴影。魏征曾向李世民密荐中书侍郎杜正伦及吏部尚书侯君集可任宰相。魏征死后，杜正伦因罪被罢免，而侯君集犯叛逆罪被杀，李世民便怀疑魏征和他们是否结成了朋党。后来又得知魏征私下将其犯颜直谏的内容记录下来并多次给史官起居郎褚遂良看，因而很不高兴。李世民原本是答应将衡山公主下嫁魏征长子魏叔玉的，这一气之下，就将这桩婚事悔了。从此，魏征家族也就开始衰落下来了。幸好时光不可逆转，否则，在魏征生前李世民就得知了这些事情，真不知他们君臣的关系又将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