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拉斯（QuintusHoratiusFlaccus，前65—前8）

古罗马诗人、批评家。其美学思想见于写给皮索父子的诗体长信《诗艺》。

贺拉斯认为诗的任务是禀承神旨认指导人生。在模仿自然时允许虚构，但须合乎情理，切近真实，“虚构的目的在引人欢喜”，“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才能符合众望。”而诗人“应当日夜把玩希腊的范例”，应到生活和习俗中寻找真正的范本和吸取忠实于生活的语言，要发现人的类型和共性，并创造一些具有时代特征的词汇，可沿用传统题材，描写趋于定型的人物（如阿克琉斯）。

贺拉斯还认为戏剧须保持结构一贯，人物的性格、年龄、语言相一致，从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以体现和谐。剧本的情节效果比道白效果更重要，以五幕、三演员最为相宜，还须避免凶杀和普通人的粗俗语言。按照上述目的和途径，诗和戏剧才能实现其最高的品质，贺拉斯称之为“适合”或“合式”（decorum）。

此外，贺拉斯还认为天才不能偏重感情，判断力（理性判断）是写作成功的开端和源泉，只有这样，剧中才能产生光辉的思想，使观众喜爱和流连忘返。

贺拉斯的“寓教于乐”的观点，以及对合式、类型、共性等的论说，为十七世纪古典主义制定了基本原则，在西方古代美学思想史上占重要地位，影响仅次于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

生于意大利南部阿普利亚边境小镇维努西亚（今维诺萨）。约公元前52～前50年左右到罗马求学，后去雅典深造。公元前44年凯撒遇刺后，雅典成了共和派活动的中心，贺拉斯应募参加了共和派军队，并被委任为军团指挥。公元前42年共和派军队被击败，贺拉斯自称“弃盾而逃”。后来他趁大赦机会返回罗马，贫困中作诗。

诗歌作品有《讽刺诗集》2卷、《长短句集》、《歌集》4卷、《世纪之歌》、《书札》2卷。《讽刺诗集》和《长短句集》为早期作品，可能同时写成。贺拉斯自称继承了罗马讽刺诗传统，但他的讽刺诗缺少政治色彩，主要进行道德说教，以闲谈形式嘲笑吝啬、贪婪、欺诈、淫靡等各种恶习，宣扬中庸之道和合理享乐。长短句是一种第二行比第一行少一个音步的双行体诗，内容上反映了一定的共和倾向。《歌集》前3卷发表于公元前23年，共88首，大部分为抒情诗，描写爱情、友谊、酒乐等。第三卷第一至六首又称罗马颂歌，赞扬奥古斯都和在他统治下罗马的复兴，风格典雅、庄重。《歌集》中有不少诗篇的主题与讽刺诗的主题相近，宣扬远离世俗纷扰、保持内心宁静和知足常乐的生活理想。这些诗重哲理议论，抒情色彩不很浓，好用神话典故，联想丰富，形象鲜明，读来颇能感人。《歌集》第四卷发表于公元前13年，共15首诗，内容上对奥古斯都的颂扬更多。《世纪之歌》是公元前17年受奥古斯都之托为世纪庆典作的颂歌，祈祝罗马昌盛，赞扬奥古斯都统治。风格和谐、优美、庄重。《书札》第一卷写于公元前23～前20年，主要内容仍是生活哲理。第二卷全部与文艺批评有关，特别是其中第三首俗称《诗艺》，成为欧洲古典文艺理论名篇。诗人从自己的丰富诗歌创作实践出发，畅谈艺术模仿、艺术与生活的关系、文艺的教育作用、诗人的修养等，对后世欧洲文艺理论很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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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古典主义悲剧奠基者、创始人法国剧作家高乃依的剧作《贺拉斯》，描绘了一个宽容大量的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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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拉斯《诗艺》体现的主要文论观点：

在作者方面，写一首好诗，是靠天才呢?还是靠艺术?他认为，苦学而没有丰富的天才，有天才而没有训练，都归无用；两者应该相互为用，相互结合。要写作成功，判断力是开端和源泉。已经懂得写什么的作家，应到生活中、到风俗习惯中去寻找模型，从那里汲取活生生的语言。

他认为，在创作选材的时候，务必选力能胜任的题材；用自己独特的办法处理普通题材是件难事，与其别出心裁写些人所不知，人所不曾用过的题材，不如把特洛伊的诗篇改编成戏剧。但是，又要不落俗套，不把精力花在逐字逐句的死搬死译上，不在模仿的时候作茧自缚。性格描写要符合人物的个性特点。情节可以在舞台上演出，也可以通过叙述。通过听觉来打动人的心灵比较缓慢，不如呈现在观众的眼前，比较可靠，让观众自己亲眼看看。但是不该在舞台上演出的，就不要在舞台上演出，有许多情节不必呈现在观众眼前。

作品结构上，一部作品要注意整体效果，结构要首尾一致，恰到好处，他认为大多数诗人不懂得怎样表现整体，作品的总效果就会很不成功。还要有条理，条理的优点就在于作者在写预定要写的诗篇的时候能说此时此地应该说的话，要有所取舍；字句安排得巧妙，家喻户晓的字便会取得新义，表达就会尽善尽美；“习惯”是语言的裁判，它给语言制定法律和标准；事物不断变化，所以允许创新，但创新不能超过“习惯”所允许的范围。

贺拉斯非常重视文艺作品的价值，在美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寓教于乐”的主张，把艺术的教用育作用和审美娱乐作结合起来。诗人的愿望应该是给人益处和乐趣，他写的东西应该给人以快感，同时对生活有帮助。教育人的时候，话要说得简短。因此，虚构的目的在引人欢喜，因此必须接近真实；戏剧不可随意虚构，观众才能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