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相伯一生倾囊复旦，晚年终募得十万购得复旦固定校址。梦里不知身是客，喊着杀敌客死异乡。身边之人都为他不值，不知他为何放着安逸的日子不过，偏要辗转受苦。他的《致复旦同学信》中提到：“国无宁日，民不聊生，老朽何为，流离异域，正愧无德无功，每嫌多寿多辱！”在世人看来的“无用之举”，平行着他的百年人生与中国的百年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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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来的“无用”，不过是幼稚的不懂，不过是你与伟人之间缺乏的情怀。

　　梅贻琦扛起了清华，扛起了西南联大，却终为人不容，只得在新竹另起一户。以他之学识，他之人脉，新竹清华本可快速崛起，可他却死守文人傲气，历时八年，精心培养才另成一户。

　　人谓之“无用”，谓之“痴”，谓之“傻”，却未曾看透那无愧于本心的坚守。

　　汪国真如是说：“不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现在的世界变化得太快，人性又在灯红酒绿的吹捧中变得那么迷离。我们都被尘世深深地沦陷，也只顾做些“有用”的事，以自圆其说地慰藉贪婪的心。

　　韩寒十七岁写成《七重门》，本该有一段令人羡慕的文学生涯，却在新电影上映时被人评判为“烂片”，被呛为“反女权运动”。

　　成败，只在一念之间，而我们与大师之间的距离，只在那一颗甘于“无用”的心。

　　苏轼远离京城暗斗，无为却又释然洒脱；季羡林偏安燕园一隅，不受吹捧，独具傲骨儒气；三毛脚步不停，丈量出流浪的人生轨迹；胡适之驻美严守民国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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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都做着为人看来“无用之事”，却都是无可厚非的“有用之人”。他们低到尘埃里，却又从容而坦荡。

　　功利的世界将周国平逼入小镇十余年，自嘲“吟无用之诗，醉无用之酒，读无用之书，钟无用之情，终成一无用之人，却因此活得有滋有味。”

　　卑微而又坦荡的淡泊，都是被功利与贪婪的“有用”逼入绝境才形成的“无用”。

　　无用之用，方为大用。

　　一片岁月静好的“无用”，透下一片现世安稳的纯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