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在世时，有做土酱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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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在农历的五月初吧，那时虽说麦子早收进了仓，秧也插完了，但田里的活儿还是很多，种大豆，栽玉米苗，给棉田松土锄草，母亲仍旧每天起早贪黑，忙得团团转。只有遇到雨天，一下几天，下不了田，母亲才会待在家里。这时，母亲便会张罗着做土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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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土酱的原料其实只有两样东西——大豆和麦面。大豆是挑种豆时挑剩下的，多数残缺不全，有的只剩了个壳。麦面是从准备交给粮管所的公粮里扬出来的半瘪的小麦磨成的，麦皮麦面磨在一起，黑乎乎的。这一天，一吃罢早饭，母亲就忙开了。先把那些大豆淘洗干净，倒进大铁锅里猛火炖熟，然后捞进木盆，和面一起和匀，做成饼状。接着，母亲在铁锅上抹一点油，把那些饼一一贴到锅上，命我用软草烧火，一面烙熟了，用铲子翻个个儿，再烙另一面。如此反复，要烙上五六锅才完。烙好的饼堆在竹匾里，像座小山。母亲搬把小凳坐到匾跟前，操起菜刀就切，饼被切成一片片很薄的小角子。我蹲在旁边，趁母亲专注于切饼时，时不时偷上一片解馋。饼切好了，母亲把衣橱里的两个大抽屉腾空，把饼角子一层层摊放到抽屉里，最后去圩坡上扯几把芦叶，盖在抽屉上面。

十多天后，那些饼角子长满了绿色的“毛”，又密又长。母亲把家中的两只“牛头缸”洗干净，把饼角子倒进缸中，再烧上几锅开水倒进去泡，酱这才算是做完了。

接下来便是晒酱了。母亲在院子里垒上两个砖头墩子，把酱缸搬到上面，嘱我以后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用筷子搅酱，把熟的搅下去，把生的搅上来。一到下雨天，要用草帽把酱缸盖上。我当然天天乐意去做，因为我可以乘搅酱之机，堂而皇之地尝上几口而不被母亲责备。酱一天一天变红，变厚，味道也一天比一天好起来。早晚喝粥的时候，我总是忍不住挑几筷子当咸菜吃。记得有一年，我还从鸡窝里拿了两个鸡蛋，放到酱缸里酱，然后偷偷煮着吃了，那味道很特别，至今记忆犹新。

晒到伏天，整缸酱都红透了。母亲便把酱缸搬进厨房，用塑料薄膜把其中的一缸扎紧，封好。另一缸盖上锅盖，留着现吃。这以后，几乎顿顿饭都离不了土酱。酱烧丝瓜，酱炒紫茄，酱汤炖蛋，虽都是些家常菜，但因为加了土酱，味道便一下子变得鲜美起来。最常吃的，也是我最爱吃的，是母亲做的炖酱，撒些青葱，加点红辣椒，色艳味浓，特别下饭，百吃不厌。我在外读书那几年，只要一放假回家，总是吵着要母亲给我炖土酱。左邻右舍也爱吃我家的土酱，谁家来了亲戚，拿个碗来讨酱，母亲总是很大方地用勺子把碗舀满，满脸笑着把人家送出门……

想不到的是，我19岁那年，可恶的癌魔夺走了慈爱的母亲，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吃过土酱。前些日子，利用暑假空闲，去外地看望一位多年不见的师范同学。酒酣之后，吃饭时，同学对正在上菜的母亲说：“妈，来碗土酱！”他母亲答应一声，端上个大花碗，青葱红辣椒浮在酱面上，惹眼极了。同学对我说：“这是我母亲自己做的，特下饭，我最爱吃了。你也尝尝！”说着，他挑上一大筷，有滋有味地吃了起来。

再次见到这久违的土酱，见到这青青的葱、红红的辣椒……举起的筷子停在了半空中，我想起了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