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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姥姥身高不足一米五，胖胖的，自打我记事起，就一直留着一头卷卷的齐耳短发，一派四十年代人的作风——每天早上五点钟起来，忙活一大阵子到中午，再教我唱唱红歌，晚上准时打开电视看中央一台的抗日电视剧……那个长发的姑娘，扎着两条及腰的麻花辫，笑得矜持腼腆——怎么看都不是她。可姥姥总喜欢在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把我抱到阳台，抓着那张照片，借着余晖，指着上面的八角帽、绿军衣，讲的不亦乐乎。然后姥姥的眼睛就不再看照片了，不知道是平视着前方还是遥望着远方，讲起我外祖母的事：说是那年我外祖母怀我姥姥的时候，正赶上日本轰炸机的疯狂袭击，生下我姥姥之前在烈士墓地里蹲了好几个月。生活好不容易安稳了十多年，在我姥姥十五岁那年，母亲在干农活的时候突然倒了下去。“她再也没有起来，她走的时候我没有哭，第二天我就去了后勤。”可我姥爷说我姥姥是个缺乏保护的人，很坚强。

我姥姥姥爷是在医院认识的，姥姥是外科医生，姥爷是内科医生。姥姥在后勤工作，几乎什么手术都主刀过。她总爱跟我描述手术的过程，给我讲那医学的道理，那是我总对她心生敬佩……

可真正的故事，我到十年后才听懂……

姥爷说，姥姥的村子里有一个说法，亲人离去的时候，不流眼泪，才能梦见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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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十年代走过来的人，也都是从那场腥风血雨里挺出来的人：我可能听明白了姥姥的故事，母亲为什么离世，却没有听出姥姥坚强里的无奈；我可能记熟了她教给我的每一首红歌，却再也唱不出当时人们对胜利的渴望；我可能能理解她手术的的每一个专业术语，却没有感受到她的自豪与喜悦……

“那时，我们最想去的，就是革命胜利的那个远方，我们知道，我们一定会到……”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