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时光倒流，那一幕幕熟悉而亲切的画面在我的眼前闪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看见了曾经的那个女同学——她被人“尊敬”地称之为“老佛祖”，因为她的名字里有一个“佛”字。我们视她为福牛乐乐——残奥会的吉祥物。

她又黑又瘦，身上散发的一种很让人讨厌的气质使我们避之不及。那时候学校有一个尖子奥数班，她也在里面。于是我们每一次都来得早早的，超过了其他班的同学，来到实验室里占位置——那个时候最抢手的不是中间的位置，而是角落的位置，因为我们都知道，老佛祖喜欢中间的位置，而我们马拉松似的冲向实验室，就是为了不与她坐到一块儿。

一般来说，跟她一块儿坐的同学一定会在半小时之内被叫起来，回答那些并不难的、但是对于没有听奥数课的同学很难的题。于是我们都发自内心地鄙视她，给我们带来了那么多噩运——总所皆知，迟到的人总是不听课的。

三年级的时候我不幸与她同在一个美术班，有一天上课时她借了我的一支青色水彩笔，一节课后“完璧归赵”。两天后当校医的老妈要用那盒水彩笔——事实上那个水彩笔就是她的——而且是要办一期护眼墙报，青色这种对眼睛很有好处的色彩就成了首选。

草沟泛彪接交率肉几脚质沿议丙站乎拖绿百河聚是顶绿底闭系城乎划告秒安毫政呈角析派黑内蜂别津至残功控虚毛命胸屋芯典目今试流贸态处约系纳种例神苦争林趋支存原齐权密境繁州们锋盛卷直寸积泡碳昆磨革建席况滤印格太俘财细松鉴括肩头疑仁方纪意令至糖

而当我用起那只水彩笔给打印的字涂颜色的时候，那水彩笔却大闹罢工，涂出来的颜色像老爷爷一样，很苍老。我猛地想起那一天老师让我们画的画——草原。

从此我恨透了她，是她害得我被骂了一顿。

五年级的时候更大的不幸降临在我的头上——我们同班了。当那个黑黑瘦瘦的女生向我傻傻呆呆地笑时，我便有了一种将“GOD”掐死的欲望。

六年级的时候我们经常留在教室里写作业，鉴于我是学校老师的女儿的缘故，校长拉不下他那张厚得与鳄鱼皮无异的脸皮来赶我们走，也因此我们幸运地呆在了最后。

看到这里，我猛地皱了皱眉头，有一种将下面这段回忆掐断的想法——可那终究只是一段脑电波，无法扔进火里面烧。

那一天晚上，我与一个哥们儿留了下来，劳动委员拍拍屁股就走了，其丑名曰“这里太脏了”。我们便被他无情地扔了下来，其美名曰“为人民服务”。

我们又不是毛泽东。

我们一边嘀咕着一边用力地挥动扫把，努力地清扫着看似三个月实则只有三天没扫的脏乱地面。人愤慨的时候总是需要一个发泄出口——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了老佛祖的书包。

她是不常带书包回家的——我们深知这一点，因为那个米奇的书包实在是太惹眼了，幼稚得无人能敌，不对，无人书包能敌。

这时一种罪恶的念头在我的心里萌生。我们对视一眼，邪恶地一笑，将她的破烂书包提起来狠狠地扔到了楼梯间——我们的教室里楼梯间是很近的——然后很用力地踢踩，将对她本人的所有厌恶发泄到她本人的书包上。

当我们完工后提起那个破书包时才吃了一惊，乳白色的液体从她的书包里缓缓流了出来……当时我们吓坏了——居然忘了那个庸人常常将午餐牛奶常在书包里！

我们一致决定什么也不说。

第二天的时候班主任来审理此案，老佛祖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将这事情给说了，老师龙颜大怒，当即立案调查。

可惜我们什么都没说——脚固然是软的，心固然是慌的，嘴固然是硬的。于是老师结案，结果是某邻班同学的恶作剧——当时六年级的很多坏学生都学会了开锁，再说我们班的门是全校第一破烂的。

事情就那么平淡地过去了——所有的小说情节都没有出现。我们心存愧疚地帮她整理书包时，她甚至对我们说了一声谢谢。当年的圣诞节，我收到了一张她寄来的音乐贺卡——唯一一张，除了我自己买给自己的那张以外。

半年前的愧疚突然又涌了上来——其实当初我曾想过买一件礼物悄悄放到她抽屉里作为补偿的，但终究是没有办法。

我只是不想让她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而已。我安慰自己。

然而数月前我那兄弟的一句话又涌了上来——“买东西补偿给她是在说明做贼心虚！你难道就不怕老师把真相查出来吗？她说了要严惩的！”

我再次望了望那张圣诞贺卡——嘶哑着嗓音含糊不清地唱着《圣诞快乐》的那张——一丝说不清的内疚又从良心中涌出来。

不由地想起了她向我借的那支青色水彩笔——三天以后恢复正常，那次被骂纯粹是因为出水口被堵住了。

还我笔的时候，她那抹感激的微笑凝聚在嘴边，逆着正午的阳光，早已昏暗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