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天生想做他人这一现象，说明了为什么生活中会有许多让人烦恼的小事。在社会这个完善的体系中，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自己的位置并维护好它，但人人天生想做他人却阻碍着这一体系。既然想做他人，我们就会去从事严格说来不该自己做的事。我们谁都有着太多的本领和才能，无法在自己狭小的职业或工作领域里彻底施展。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大材小用，因此一直做着神学家们所说的“分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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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认真的女佣不满足于只做让她做的事，她有着过剩的精力，于是她想成为整个家庭的改革者。她来到主人的书桌前，对书桌进行一次彻底的改革。她按照自己对于整洁的认识把那些文件书信收拾一番。可怜的先生回到家里，发现自己熟悉亲切的一大堆乱东西，虽整齐却让人讨厌，于是他便造起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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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家公共汽车公司的一本正经的服务员，并不满足于廉价舒适地运载乘客这一简单的职责。他还想在某个道德文化机构里担任一名讲师。当被运载的受害者拉着车上的吊环摇来晃去时，这个服务员却读着一篇材料，敦促对方要有善心，而不要推来推去。可怜的人思考着他关于至善的劝告，真想像朱尼厄斯回答格拉夫唐公爵那样说：“大人，伤害或许可以得到补偿和原谅，但侮辱却是无法弥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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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男人走进理发店时只想修一下面，但他遇到的却是一个另有热望的理发师。这个严肃认真的理发师对于人们的幸福并不满足于作出一点点贡献。他坚持还要让顾客洗头、修指甲、按摩、洗桑拿、吹电扇，这期间还要为顾客刷皮鞋。

人们只为了避免伤害职业工作者的感情——这些人总想提供更多服务——竟然能忍耐着让他们对自己做出许多并不喜欢的事情。在一辆普尔曼式卧车里，当某个乘客站起来让人替他把衣服刷干净时，你注意到他脸上会露出斯多葛派式的那种表情。他很可能并不想让人为他刷衣服，宁愿让灰尘留在上面也不想被迫把它吞到肚里。但他明白别人指望自己要怎样。这是旅行当中的一种庄严的仪式，这仪式先于捐献之前。

人人想做他人，也说明了为什么艺术家和文人学士们会有许多反常的举动。画家、戏剧家、音乐家、诗人和小说家，也具有女佣、公共汽车服务员和搬运工一样的人性。他们希望“尽可能地用所有办法对所有人做出所有有益的事”。他们对于习以为常的方式厌倦了，想要试试新的工作方式，结果却把事情搞得一团糟。

于是一个音乐家想做画家，把他的小提琴当做画笔。他是想让我们看到他正画着的那种落日的光辉。而一个画家又想做音乐家，画出交响乐来，但他因缺乏修养的听众听不见他的画而感到苦恼，尽管其色彩确实互不协调。另一个画家则想做建筑师，好像他的画是用方砖建成的。它看起来是一座砖建筑物，但在一般人眼里并不像是一幅画。一个散文家厌倦了写散文，想成为一名诗人，于是他每一行开头都用一个大写字母，而写出的仍然是散文。

或者你拿起一本小说，以为它是一部虚构的作品。但作家却另有意图，他想要成为你的精神顾问。他得为你的想法做点什么，得重新调整你的基本观点，得抚慰你的灵魂，把你身上彻底打扫一番。尽管你并不想让他打扫和纠正，但他仍然要为你做那一切。你并不想让他对你的想法做出什么，那是你干自己的事唯一需要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