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大读书五年有半，离开也已两年多了。每每想到、说到、写到北大，脑子里会闪现种种北大校景，或未名湖，或图书馆，或“五四”操场，或那挤满双层床的学生宿舍……还有不少次，会在眼前浮现出燕南园东侧高耸的烟囱顶端、用力仰起头来才能望见的那个大喜鹊巢。 晴明的早晨，温暖的黄昏，或是阴沉烦闷的午后，我走过燕南园东侧的雨道，去图书馆、教室、食堂，或从那些地方回宿舍，清亮的、欢快的喜鹊的叫声常常使我驻足，在或晴或阴却永远开阔的天空的背景上，寻找那些自由飞翔的鸟儿的踪影，并把视线长久地停留在它们那个高高在上、凌虚御风的鸟巢上。 鹊巢高悬于青砖烟囱的顶端，离地有数十米远吧，从地面上看去，并不显大，实际的容积，可能是很大的。记得小时候我在长安街边看工人们更换街灯灯罩，惊讶地发现，乳白色的球状灯罩从灯柱顶端卸下来，竟如此巨大，每一个大柳条筐里只能装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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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夕阳下，看着大群的鸟儿归巢，也可以想象出那鸟巢是多么宽大，多么坚牢。喜鹊们筑巢的时候，恐怕也像人们建造高楼大厦一样，一草一木，逐渐增添，精心构建，才在校园的制高点上，建起了这样宏大的工程吧。 鸟儿是自由的象征。在广阔的大地和无边的天空之间，它们自由地行动，超越了各种地面的障碍，克服了万有引力的拖坠。它们可以选择，或者栖息在地面，或者展翅于高空。它们还为自己修造了匀称稳固的巢穴，为自由的飞翔提供了一个出发点，一个庇护所，一个宿营地，一个休息处。它们从这个自造的小天地飞往辽阔的大世界。托扶着鸟儿的是空气，然而，更重要的，是因为鸟儿有翅膀，有力量，所以，它们飞着，而不是落下来。 在那样高的地方，风速也一定很高。更何况北京的天气常常变化无常。冬日的狂风，夏天的雷雨，会把楼房的钢窗震撼得嘎嘎作响，像要断裂一样，但那鹊巢，却依然高悬，日复一日，容纳着飞倦了的鸟群，让它们度过一个个安全的夜晚。

这鹊巢已经存在多久了?我不知道。对我来说，它开始存在于我看到它的时候。它在一颗自己都感觉到木然了的心灵中引起了感触，并造成了迄今仍存的长久印象。也许我可以设法了解它的历史。但是，问同学是不行的。人们说，“铁打的营房流水的兵”，学校也一样。学校是静的，学生是动的，没有学生能提供超出他学习年限的直接经验。可以问的只有教师。然而，就连那么大而永久的未名湖，尚且未知是谁人何时所命名，何况一个鸟窝呢。再说，在大学教师面前问及校园里的一个鹊巢，即使老师不会怪罪，自己也先怕被人理解为幼儿园水准而不想开口了。 其实，我知道，引起触动的并不只是鹊巢本身的特别意味，而是自己的某种特定心态。我是1979年秋进北大的。也还算是所谓“文革后”的头几批大学生吧，尽管因为某些原因，我进学校比别人晚些。生活的变化是在各个不同的层面上发生的，有的用眼睛就能看到，有的要通过头脑来感受。时光流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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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远距离的观察和反省的眼光，本应更能使我把握那条变化的轨迹，但我还是知道自己已经淡忘了种种变化中的感受，如同淡忘了在那以前的另一种反方向的变化中的感受一样。然而，这是不应该的。 记得当“知青”的时候，无书可读。我们收人低微，却买得起而且确实买下过当时新华书店里所有可看的书。所谓“可看”，不是指有用的或使人有兴趣的，仅仅就是能一页一页看下去的意思，而那些书实在太少了。我们买了几十个练习本，在煤油灯下，在一块用土坯支起的木板上，把那些翻山越岭借来的书一点一点抄下来……所以，当我走进有上百万册藏书的北大图书馆，真有出洞穴而见天日之感。捏着发给我的五张借书卡，犹如久困于洪水或战争封锁区里的人拿到了通行证和火车票，纸片虽轻而分量无比。 我当“知青”的地方发生过地震，因为不在震中，倒也没有伤人，然而别的什么却使一个女同学精神失常:为防地震而搬出搬进的时候，她的日记被人拣走，并从中找出了什么“反动言论”。

她被抓进了拘留所。这样的消息使我在日记本、信纸上落笔的时候，自己就充当刀斧手，把思想的植株连枝带叶，尽量砍削删剪，只留下最干巴巴的事务性记录，不要议论，不要评价，不要理想的抒发，也不要情绪的流露。当思考成为有罪的时候，思考的空间封闭了，思考的能力萎缩了。当我坐在北大阅览室里天蓝色的塑料折椅上，望着四周光滑的白墙，光滑的打蜡地板，光滑的塑料贴面书桌，以及自己老茧褪尽的手中那支光滑的钢笔，要应某刊物之约写一篇文章谈谈我的经历、我的大学生活感想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对于可以发表感想这一件事产生的感触，远甚于其他。然而，我却得重新学习怎样表达那些原先不须表达的思想，并且担心那些思想由于不表达而已经消散失落，甚至根本就不曾产生。没有空气，再强的翅膀也不能高飞，何况这翅膀本身也因长久不用而软弱退化了呢。

精神方面的自由竟是带着某种心理压力一起来临的。这也许就是被称作“逃避自由”的心态的形成原因之一吧。不过我总觉得这种说法，对我们来说显得太奢侈了一点。在超越之前，我们先得起步;我的感受是浅显而直白的。尽管我的父母已经平反，我还是为不再有人查询你的家庭出身并以此决定你的命运感到高兴。尽管我的上级不反对青年人人学深造，我也为不需要经过个人的恩准而经过考试进人大学的方式感到高兴。不会因为你写下了什么而被关押，不会因为你说了什么而被批斗，也许，只有亲历了“文革”十年的人才特别体会到这一种安全感的宝贵。精神的乌云在消散。第二教室楼，是北大教学楼中外表最不起眼、最少装饰、最为简陋的一座，但“二教”那些其大无比却又总是座无虚席、连过道上和窗户上都站满了人的阶梯教室，给我留下了最为强烈鲜明的印象。在那里举行的各式各样的报告会、讨论会上，富有想象力的议题，认真诚挚的气氛，大胆求索的热情，都曾经唤起了我如同观看鸟儿在蓝天展翅那样的感觉。

在北大，我经历了最初的思想的解放和精神的自由。当然，并不能说这是北大所给予的。因为在那思想封闭、精神压抑的年代，北大也一样蒙受过耻辱和不幸。然而，在一个转变的时代，北大的民主和科学传统，北大的学术精神，以及那种由一代一代师长和学生形成并保留下来的学校性格，在70年代末给我们提供了深厚的精神的滋养。 人们常常把从前上过的学校称为“母校”。母亲生养了我们，学校教育了我们。以母亲比喻学校，在我看来，这种比喻是非常深切而强烈的，以致我生恐这一词语被用滥了而成为缺乏意义的套话。我应当坦率地说，我的精神的胚胎并不是北大所给予的，但是，北大给过我真正重要而宝贵的教益。这些教育内化于我的心灵，成为我的一部分，使我常常想起北大，也想起北大校园里的鹊巢，愿它平安! 1987年10月 王友琴，1952年6月生，江苏苏州人。1965年入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读高中。1979年考入北大中文系，1985年获硕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