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天堂在地狱的窄缝里。可惜，梁先生没能钻进去。 梁先生是八年搬进我们的小院的。漆皮高靴恼怒地踏在可怜的青石砖上，他朝电话吼了一句：“弟，你就让我和妈住这房子？”

关于梁先生的身份，我只从老太太们的絮叨中听闻了一些：硕士，海归，名牌大学。只是刚回国，还没找到工作。弟弟高中学历，开一家广告公司，生意很是不错。有一老母同住，为他打理生活。而关于他的母亲，在我记忆中，模糊的只剩下了脖子上的一条很粗的金项链。 待他们安顿下来，我经常从小窗里看到梁先生捧着报纸上的招聘进进出出，用灰色大衣掀起花草们的嘈杂，沮丧的表情告诉了我们结局。而每到晚上，会有一声声响亮的咳嗽把我吵醒，然后一首《水手》会飘至耳边：“年少的我，喜欢一个人在海边”，那种声音颇有点洋人念绕口令的味道，急于表达又含糊不清。“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激昂的旋律击破沉静的小院，在月的清辉中久久回荡。人们用安静，给予他轻轻的祝福。

他进院时我播下的枇杷籽，已长成三尺来高；那棵岿然不动的老树，在心中又铭记下几圈年轮。也许是期望过高，也许是持才自傲，直到现在梁先生也没能找到工作。多事的保安小李问他这事，给他支招。他径直走开，只落下一句：“道不同，不相为谋。” 那天，向来温热的蜀国竟飘起了小雪，梁先生独坐在一个帐篷前，嘴唇紧闭，神情像是身旁萧瑟的花草。仔细一看，才发现是那是一户人家的灵堂。稀稀疏疏的人进进出出，刺骨的寒风偶尔吹起挽联与黑纱。白色的雪花落在黑色的灵堂上，蒙起一层阴冷的薄霜。不祥的乌鸦从低空焦躁地掠过。近些，梁先生蓬乱的头发上落了些冰渣，右手缝里夹了半截香烟。他面前的一对红烛轻轻摇曳，发出丝丝暖光。小李也从灵堂走出，拍了拍他的肩膀。而他一言不发，一口吸尽了那半截香烟，在袅袅烟雾中，深深埋下了头颅。 当天晚上，我听见楼上有来回的踱步声，梁先生用颠簸的唱腔唱着：“阳光总在风雨后”，可雪还在静静地下，看样子老天爷还要下一场鹅毛大雪，可惜，这时候用尽全力也才只是稀稀落落。我枕着梁先生的歌，却久久无法入睡。 然而，生活时时充满着黑色幽默。梁先生的处境没能如歌中所唱，反之，他的心情却日益消沉。

他在地狱的边缘徘徊，却拒绝所有善良的绳索。 近来，我都是被梁先生的歌声叫醒的。每天八点，他准时唱歌。一天又一天，他的歌曲越发繁多：从老歌金曲到流行音乐，从传统民歌到外语英文。他的歌声也越发陡峭：将开头直接抬高一个八度，将高潮直接换成嘶吼，这样的事时常会发生在下午三点左右，也就是我写文章这时。当然，有时候，他也会从深夜独唱到天明。 开始，院儿里的人会以为他是压力太大，唱歌解压。可是，他的形象也越发怪异。他收起了漆皮高靴，收起了灰色大衣，着一身旧棉衣。一头蓬乱的头发中夹杂着几根银丝，瞳孔不安地四处张望，干燥的嘴角平静的小院又嘈杂起来：他疯了！ 他疯了也许是小院外的拾荒匠说的，也许是保安小李说的，也许是晚上因歌声而失眠的老太们说的。这句话不断传给下一个人：他疯了！他或许真疯了，因为连小院内的猫狗看见梁先生都要狂叫几声。每当人们议论起他时，梁先生又提着菜篮，大步奔跑向菜市场。这时，人们又指着他身上的污垢说：他疯了，他疯了！ 梁先生是不管这些的，继续引吭高歌，这可苦了住在他家楼下的我。每当听到“菊花残，满地伤，你的影子剪不短”时，我颇想破口大骂。但转念想到他母亲刚故，没有家人与工作，只靠弟弟供养的窘境，便用同情宽恕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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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我刚出门，见一个彪形大汉截住他的去路：“你再乱吼，小心我打死你！”小李飞快地冲过来，递一支烟，赔笑到：“息怒，息怒！”梁先生盯小李一眼，又盯大汉一眼，瞄准了空隙，飞快冲出了大门。大汉啐他一口：“疯子！” 清晨，八点，出门吃饭。我回望了一眼正在阳台上的梁先生，他没有唱歌，而正将盆子里的水洒向那些奄奄一息的花草，溅起的水渍四处散落。我轻蔑地笑笑，也低声道了一句：“疯子！” 谁知，他听到了。他将盆子重重地摔在阳台上，沉闷的破裂声让鸟雀们振翅而飞。他像一个被抢去糖果的孩子，哽咽着朝我大喊： “你们才是疯子！我没疯！疯子！” 梁先生说他没有疯，我想，也许，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