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出国前，接到好几家出版社约稿，都是叫我从旧文中“随便选选”，弄成一个本子，凑在某某“丛书”里。小子何德，竟蒙如此恩待，于是唯唯诺诺，马上动手。先立一个或几个主题，分若干小辑，这几篇给甲社，那几篇给乙社，五本“自选集”模样的东西顷刻告成，眼前就浮现了它们将同时推出的壮观场面，而且读者若干，稿费几何――这么一想，不免志得意满，虽然有一件似乎不太稳妥的事在脑子里一闪，也迅速掐灭了。

一年后拿到新书五本，略微一翻，才明白当初在脑子里一闪而过的是什么，丝毫高兴不起来了：不少文章选重复了。其实，即使为了凑字数，也无须那样猴急，抽掉几篇，厚薄也相宜了。总还是过于自爱，希望自己的大作让更多的人看到罢，但结果不仅对不起读者，也害了自己的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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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朋友，每天早上对着镜子自批脸颊四次（一边两次），这才“定定心心”开始一天的工作。我这篇文章，要谈鲁迅在1932年底编辑、次年3月由天马书店出版的《自选集》，却先说了一通自己的鸡毛蒜皮事情，倒并非受这位朋友影响，实在只是想借这机会，谈图书出版与现代文学史的一个现象。

中国现代高产作家，恐怕只有鲁迅一人自觉按照编年方式整理著作，由此避免小说、散文、杂文作品重出于不同的单行本。这是作者之福，读者之福。其他作家如周作人――更不要说当代的我辈――就很惨了，虽是“自编文集”，也缭乱不堪。笔者因为犯过这错误，所以悔愧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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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记得是竹内好还是木山英雄曾经说过，鲁迅一生都在撰写《鲁迅全集》，意识是说，逐年编辑自己的作品的习惯，预先确定了他写下的片言只语在未来的“全集”中的位置，而这也足以使《全集》之外任何自己或别人的选本，都无害其著作体系的完整性。

即使这样，鲁迅生前也只编了一本《自选集》，这就更要令当时和后来无数作者尤其是像我这样半吊子的鲁迅研究者惭愧得“汗不敢出”了。

讲究书的版本形式，乃一切爱书写书者的习性，但鲁迅这方面似乎特别严格。他曾经针对清修《四库全书》而反复致慨于满族统治者对汉人书籍精心的“谋杀”。对一些谋取暴利或达到别样目的的“聚珍本”、“校注本”，他不仅指出校对乃至断句上的错误，更不放过出版和编辑者随意变乱古人著作版式的漫不经心、甚或自以为高明的恶劣行为。新出版的图书天地过窄，他也极其不满，以至于上升到民族精神的高度加以深究。在《鲁迅全集》里，关于“书的还魂和再造”的现象的论述很多，但我们也注意到，鲁迅谈论版本形式往往意有他属，不同于那些喜欢炫耀见识高卓或收藏宏富的博雅之士。总的精神，无非“朴实”、“认真”四字。

《鲁迅自选集》选《野草》七篇、《呐喊》、《彷徨》各五篇、《朝花夕拾》三篇、《故事新编》两篇，共二十二篇。因为鲁迅生前只有这本《自选集》，“编选意图”就特别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张铁荣先生在《中华读书报》（2005年6月1日）上著文，对此多有论述。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

“他仅仅从《呐喊》中选取了自己最满意的5篇小说，作者自己并没有把这两篇‘听将令’的代表作《药》和《明天》选进去，这大概表明了他所说的‘听将令’是一种自谦和托词，也可以看出对这两篇作品不甚满意。如果没有《鲁迅自选集》的出版，我们就很难知道来自作者的这一心灵深处的信息。其次，关于从彷徨选取的5篇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这里面删去了《兄弟》、《孤独者》和《祝福》很值得研究，起码说明此时的鲁迅已经从兄弟失和的阴影中脱出，在心绪上也和彷徨时代完全不同了。当然从《故事新编》中只选取了两篇就是《奔月》和《铸剑》，这是最符合鲁迅精神的作品，至于为何删去了《补天》――就很值得对1933年的鲁迅进行具体分析了。”

《鲁迅自选集》是鲁迅应天马书店之请编选的，以鲁迅对“选本”问题的敏感，他在这次的“自选动作”中参进一些特殊用意，也是可以想象的，但张铁荣先生这一段话也过于坐实、过犹不及了。

鲁迅在《自选集》的“序言”里说得明白，他接受邀请，编这本《自选集》，主要是同意出版者的说法，“能够节省读者的耗费”，至于“以为由作者自选，该能比别人格外知道的清楚”，他就并不赞同、而且因此感到“很难”了：“因为我向来就没有格外出力或格外偷懒的作品，所以也没有自以为格外高妙，配得上特别提拔出来的作品。没有法，就将材料，写法，略有些不同，可供读者参考的东西，取出二十二篇来，凑成了一本，但将太给人一种‘重压之感’的文字，却特地竭力抽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