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忍”不足以成为大丈夫
忍,是在等待中对机会的窥伺,是在冲锋前对自己爆发力的凝聚。
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我以为,非“忍”不足以成为大丈夫。
“忍”似乎是中国传统文化极力提倡和宣讲的一个品格。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家,都倡导“忍”。孔子讲“小不忍则乱大谋”,道家把“忍”看成是全身远祸的法宝。佛家则更进一步,主张六大皆空,生理上、精神上双重“忍”,以此修成正果,进而普度众生。由于这种文化的浸润,中国人的性格中似乎都有了“忍”的因子。不知何时,“忍”在现时代也一度成了一种时尚:年轻人穿着印有“忍”字的T恤衫招摇过市,肩膀上、手臂上刺着“忍”字以自我标榜。社会各界的一些成功人士,也把写有“忍”字的条幅进行装裱,悬挂在显眼处,以自励自警。
但很显然,传统文化所提倡的“忍”,并不是一味地叫人忍让、忍受和忍耐,并不是委身以求志、苟且以偷生。今人标榜“忍”,也不仅仅为求得一时的风平浪静,无所作为、得过且过。相反,它暗含着等待时机的策略,韬光养晦的智慧。曾国藩说:“面对命运,忍耐似乎是走向成功的唯一法门。”就是这种意思。正如一篇文章所说:忍,是在等待中对机会的窥伺,是在冲锋前对自己爆发力的凝聚。因为机会不可能俯拾皆是,它需要认真寻找;力量也不可能随时都有,它需要慢慢积蓄。
“忍”是有大小之分,不同之别的。韩信胯下之辱是小忍,司马迁受宫刑后发愤著书是一种大忍。曾国藩在晚清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打脱牙和血吞”,则近乎是“血忍”了。由此看来,忍不仅是一种智略,很多时候更是一种坚韧的毅力和顽强的意志。难怪宋代大文豪苏轼说:“古之成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了。
不过“忍”似乎总与寂寞相伴,更多的时候是孤灯一盏,对影三人。应该说的是,寂寞是一种环境,是一种历练,耐得住寂寞是做学问、成大事都必须达到的境界。一代大师,学界昆仑钱钟书先生,无疑是在这方面可作为后人典范的一位。他少负盛名,但不为名利所动,而是潜心书斋,负笈海外,进一步提高自己。晚年更是能耐得住寂寞,拒不接受各种媒介的采访,不出席各种公共场合。有人看到他的文章后慕名来访,他说:“何必非要看到下蛋的鸡呢?”他大隐隐于市,于大都市中避居一角,读书、静思,冷眼旁观人生与社会。因为他深深地知道:“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他不愿成为主流,成为主流,只能对思考、创作造成累赘。想必诺贝尔奖的得主们深知此点,他们齐声说:“忘掉诺贝尔吧!”可谓是与钱钟书先生心有灵犀之语。要知道做学问、搞研究是一项非常艰苦的探索过程,需要排除一切外界的干扰和诱惑,需要全身心的投入,更需要坚强的意志和百折不挠的努力,以此寂寞投阁,终于白首下书帷,才有可能做出一点实实在在的成绩。倘若背离其正道,醉心于镁光灯下,热衷于出风头,最终只能是一事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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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的外部表现,在很多时候是一种沉默:不事张扬,踏实做事少说话。这种沉默与“默默无闻”不同,也与“明哲保身”相异,它是一种迅速成长着的修炼,有了坚定目标后的充分自信。沉默对人的进步有着重要功效,也许美国学者奥格登的这句话,可为青年人资鉴:“青年人的不能上进,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他们有多说话的习惯,一个不很开口的人,一个多思想少说话的人,以及比较深沉的人,往往能够成功。”事实上,人类历史上的许多成功人士,都有着沉默的功夫和以此自我历练的过程。青年毛泽东就常以少说话,甚至不说话砥砺自己,因为他坚信:“最有出息的人,是多思考问题少说话”。沉默之所以有如此功效,是因为它能给人以缜密的思考、清醒的意识、安定的内心,能培养一种自雄的气质。沉默是金,并非空言。对于那些喜说话而不经过大脑的人来说,能够做到沉默,本身就是一种进步的表示。
但不可否认的是,“忍”的过程似乎总是痛苦的,总伴随着身心的煎熬。但也唯其如此,才能够真正做到磨砺意志,锤炼本领,增益所不能,准备好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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