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是在等待中对机会的窥伺，是在冲锋前对自己爆发力的凝聚。

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我以为，非“忍”不足以成为大丈夫。

“忍”似乎是中国传统文化极力提倡和宣讲的一个品格。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家，都倡导“忍”。孔子讲“小不忍则乱大谋”，道家把“忍”看成是全身远祸的法宝。佛家则更进一步，主张六大皆空，生理上、精神上双重“忍”，以此修成正果，进而普度众生。由于这种文化的浸润，中国人的性格中似乎都有了“忍”的因子。不知何时，“忍”在现时代也一度成了一种时尚：年轻人穿着印有“忍”字的T恤衫招摇过市，肩膀上、手臂上刺着“忍”字以自我标榜。社会各界的一些成功人士，也把写有“忍”字的条幅进行装裱，悬挂在显眼处，以自励自警。

但很显然，传统文化所提倡的“忍”，并不是一味地叫人忍让、忍受和忍耐，并不是委身以求志、苟且以偷生。今人标榜“忍”，也不仅仅为求得一时的风平浪静，无所作为、得过且过。相反，它暗含着等待时机的策略，韬光养晦的智慧。曾国藩说：“面对命运，忍耐似乎是走向成功的唯一法门。”就是这种意思。正如一篇文章所说：忍，是在等待中对机会的窥伺，是在冲锋前对自己爆发力的凝聚。因为机会不可能俯拾皆是，它需要认真寻找；力量也不可能随时都有，它需要慢慢积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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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是有大小之分，不同之别的。韩信胯下之辱是小忍，司马迁受宫刑后发愤著书是一种大忍。曾国藩在晚清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打脱牙和血吞”，则近乎是“血忍”了。由此看来，忍不仅是一种智略，很多时候更是一种坚韧的毅力和顽强的意志。难怪宋代大文豪苏轼说：“古之成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了。

不过“忍”似乎总与寂寞相伴，更多的时候是孤灯一盏，对影三人。应该说的是，寂寞是一种环境，是一种历练，耐得住寂寞是做学问、成大事都必须达到的境界。一代大师，学界昆仑钱钟书先生，无疑是在这方面可作为后人典范的一位。他少负盛名，但不为名利所动，而是潜心书斋，负笈海外，进一步提高自己。晚年更是能耐得住寂寞，拒不接受各种媒介的采访，不出席各种公共场合。有人看到他的文章后慕名来访，他说：“何必非要看到下蛋的鸡呢？”他大隐隐于市，于大都市中避居一角，读书、静思，冷眼旁观人生与社会。因为他深深地知道：“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他不愿成为主流，成为主流，只能对思考、创作造成累赘。想必诺贝尔奖的得主们深知此点，他们齐声说：“忘掉诺贝尔吧！”可谓是与钱钟书先生心有灵犀之语。要知道做学问、搞研究是一项非常艰苦的探索过程，需要排除一切外界的干扰和诱惑，需要全身心的投入，更需要坚强的意志和百折不挠的努力，以此寂寞投阁，终于白首下书帷，才有可能做出一点实实在在的成绩。倘若背离其正道，醉心于镁光灯下，热衷于出风头，最终只能是一事无成。

“忍”的外部表现，在很多时候是一种沉默：不事张扬，踏实做事少说话。这种沉默与“默默无闻”不同，也与“明哲保身”相异，它是一种迅速成长着的修炼，有了坚定目标后的充分自信。沉默对人的进步有着重要功效，也许美国学者奥格登的这句话，可为青年人资鉴：“青年人的不能上进，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他们有多说话的习惯，一个不很开口的人，一个多思想少说话的人，以及比较深沉的人，往往能够成功。”事实上，人类历史上的许多成功人士，都有着沉默的功夫和以此自我历练的过程。青年毛泽东就常以少说话，甚至不说话砥砺自己，因为他坚信：“最有出息的人，是多思考问题少说话”。沉默之所以有如此功效，是因为它能给人以缜密的思考、清醒的意识、安定的内心，能培养一种自雄的气质。沉默是金，并非空言。对于那些喜说话而不经过大脑的人来说，能够做到沉默，本身就是一种进步的表示。

但不可否认的是，“忍”的过程似乎总是痛苦的，总伴随着身心的煎熬。但也唯其如此，才能够真正做到磨砺意志，锤炼本领，增益所不能，准备好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