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描述了这样一个乌托邦：生产首要，安定最优。公民们依赖于科技生产公民，没有鲜花和书本，没有艺术和思考，没有人伦道德法纪，他们“安定地”活着，连死亡也不畏惧，碰到烦心事还有药物“嗦麻”解千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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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担心人工智能会让计算机像人类一样思考，我更担心人类像计算机一样思考，失去了价值观和同情心，罔顾后果。”苹果公司总裁库克这样认为。上述的公民有价值观吗？当然，“共产，划一，安定”；同情心呢？同情即同理，利害关系一致，同情自然会流露。但他们是处于一个群体意志中，被潜移默化地洗脑了；像人工智能，被指令寻找最优解——他们失去了自己的意志，在一条满是虔诚信徒的路上走着，被推搡着前往圣地，而毫无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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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纯粹的乌托邦是不存在的——它太过极端，公民们受到群体意志的驱使；跳出“新世界”，反观我们的社会，这种思考往往是自发的。很多人庸庸碌碌，对与自己无关的毫不在意，价值观常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们称之“利己主义者”，他们通常是人群中最理性的一群人。求助于他们，于之无益，不帮；亲近的人生了变故，不会有一丝情感的触动，只要没有触及他们的利益底线。有人驳斥我：“别人做甚你管得着吗？那是人家自己的意志。”不错，可我无法认同这种事事理性至上的做法，失去了应有的喜怒哀乐，就太不像个活人了。可悲的是，越来越多人推崇这种主义，认为是聪明人的做法，批判扶起跌倒的大爷的小伙子“傻，不懂人情世故”。若所谓人情世故便是纯粹的利己，人性何其悲哀！一举一动被利益和效率套牢，人性谈何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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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中华五千年，人类的思考方式也在朝这个趋势金发。远古时期最有“大同社会”的风采——集体农耕、平均分配，兼而爱之；封建社会不乏暴君统治，也有民风淳朴；而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我们的“美丽新世界”正在到来，或许是人的大脑愈来愈精密，向趋利避害的方向进化着。最终，我们将成为科技的产物，效率的奴仆，自由和创造性却荡然无存。在赫胥黎给《一九八四》作者奥威尔的信中，他阐述道：“《一九八四》所写的乃是发生在《美丽新世界》之前的事情。也就是说，‘一九八四’只是人类历史的某一个阶段，‘美丽新世界’才具有终极的意义。”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做出比年轻人在十多年之后更久远的预言，不得不赞叹赫胥黎的真知灼见。

当然，人类距离真正的机器还有很长距离。我也有自信，人的思维与情感是一体的，不能择一弃之。我们赋予了人工智能算法；但我们又何其幸运，能用真实的情感触碰这个新鲜的世界，拥有思考批判的权利，而不必随波逐流。我们的意志，由自己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