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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暮桥，原名薛与龄，1904年10月25日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市，幼时曾在父亲办的女塾和东林小学(其前身为著名的东林书院)读书。薛暮桥从小天资聪慧，小学时学习成绩很好，尤其是数学成绩突出。1918年，他考入江苏第三师范学校学习。后因贫辍学，投考沪杭甬铁路当练习生。期间，薛暮桥凭借自己良好的数学基础，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学完了原定六个月学完的会计业务。铁路车站的老会计因为一直没有培养出能代替他的人，已经多年没有休假了，看见薛暮桥掌握会计业务的速度后又惊又喜，放心地把工作交给薛暮桥，自己休假去了。
　　1926年，年仅24岁的薛暮桥担任了杭州笕桥铁路站站长。1927年，薛暮桥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年2月至6月任沪杭甬铁路总工会常务委员、组织部长，积极参加工人、学生运动。1927年6月，薛暮桥被捕，关在浙江陆军监狱，直到1930年底才保释出狱。这三年牢狱生活为他后来成为著名经济学家奠定了思想基础。对此，薛暮桥的秘书、学生李克穆在2000年10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以《飞瀑涤俗尘偷闲理经纶――薛暮桥同志二三事》为题进行了回忆：“薛老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捕入狱。在三年的牢狱生活中，他坚持每天读书，阅读大量经济学、历史、哲学著作，还学习了英语和世界语。三年‘牢监大学’，为他日后从事经济工作和经济理论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薛老在狱中的自学，缘自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当时与薛老同监的，有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张秋人同志。张在狱中每天要读五六个小时的书，并且让难友和他一起学习；他曾在黄埔军校教过世界革命史，因此每晚为难友们讲中外革命历史。有一天他读完书，不耐烦地说：‘怎么还不枪毙?’薛老惊奇地问：‘你既然知道自己必死，为什么每天还要认真读书?’张秋人同志答：‘共产党人活一天要做一天革命工作。在牢中不能做革命工作，就要天天读书。读书就是为着革命。’薛老将这一教诲始终铭记在心。不久，张秋人同志壮烈牺牲，而薛老则从此踏上了永不止息的学习研究之路，终成一代大师。”20世纪70年代末，当一位美国教授问起薛暮桥“薛君毕业于贵国的哪所大学”时，他坦然而又诙谐地答道：“我毕业于旧中国的牢监大学!”
　　1932年初，薛暮桥在南京民众教育馆编辑过一段时间的《民众周报》。不久，在朋友介绍下，他进入上海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很受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陈翰笙的赏识，和蔡、陈私交甚好。
　　由于陈、薛等人的社会活动太多，引起国民党党部的注意。1932年底，他们下令把社会科学研究所搬到南京去，薛暮桥被裁减(薛是编外人员，用办公费作工资)。为维持薛暮桥的生活，陈翰笙教他学写文章。于是，薛暮桥回故乡无锡农村做了一个月的调查，写了一篇调查报告。陈为这篇文章写上《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缩影》的题目，送当时的进步刊物《新创造》发表。当时，薛暮桥正在学习日语，常到日本人内山完造开设的内山书店去买日文书籍。有一次，他突然发现日本进步刊物《改造》翻译了这篇文章，真是又惊又喜。
　　虽然在此之前他就有文章发表，但薛暮桥后来却在自撰的《年表》中把这篇文章视为自己的处女作，一则该文章是他早期的成名之作，二则是出于对陈翰笙的深深谢意。
　　1933年2月，广西师范专科学校校长杨东莼致信陈翰笙，要陈介绍一位“农村经济”课教员。陈翰笙推荐薛暮桥，薛说：我连中学都没有毕业，怎能到大学里去教书?陈说：不要紧，我已为你假造一个履历，你名叫薛暮桥，上海劳动大学毕业……
　　从此，薛暮桥这个“假名”开始使用，后来竟盖过了薛与龄这个真名。
　　从1933年2月至1934年5月，薛暮桥在广西师范专科学校讲授农村经济和政治经济学，他和校长杨东莼等进步人士组织了读书会、研究会等学术团体。1934年10月，薛暮桥协助陈翰笙等组织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任理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乡村调查，同时主编《中国农村》月刊，从而与晏阳初、梁漱溟等人一道成为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先驱人物。
　　多年来，薛暮桥被称作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但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他，经济学知识一方面是在三年的牢狱生活中从书本上自学来的，另一方面主要是20世纪30年代追随陈翰笙先生做农村调查时从实际中摸索出来的。薛暮桥能在经济学研究方面取得如此的成就，除了他自身的聪明、勤奋、持之以恒外，遇到陈翰笙这样一位启蒙老师是他的幸运。陈翰笙在研究问题方面反对引经据典，反对不做调查研究、空谈理论，这影响了薛暮桥一生。说起来别人也许不会相信，薛暮桥这个大经济学家在“文革”前从未读过《资本论》。这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著作，薛暮桥是在“文革”期间关“牛棚”和在干校劳动改造期间读的。薛家有很多经济学方面的书，但薛暮桥很少读这些书，他阅读的东西一般都是国民经济统计资料、调查研究报告等从实际中来的文字。他写作时，桌子上除了一本稿纸、一支笔，就是一本统计资料。到外地去写书，就带半箱子稿纸、一把笔、一本统计资料，所要写下的一切都在他的脑子里。1975年恢复工作后，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到基层去调查研究。他分两次去了山东、江苏、安徽三个省，在对“文革”后的国民经济情况做了深入了解之后，才动笔撰写自己的成名力作《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
　　正因为如此，解放后已经身居高职的薛暮桥始终对陈翰笙这位恩师礼遇有加：凡是与陈翰笙一起开会时，薛暮桥绝不会坐在中央，总是让陈翰笙坐中央，发言时第一句肯定是：“陈翰老是我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