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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六十年代初的事。我在离家百里外的穷山窝里做“孩子王”，少有余暇，难得回家。每月三封平安家信，传递我唯一的亲人老父亲的信息。那时没有“电话”，又不通车，所幸的是通邮。乡邮员是老实巴交的壮实小伙，穿草鞋，挎邮袋，还带着一根**。他的出现会使我眼睛一亮，平添几分温馨。他每月十日二十日三十日三趟到我们学校，捎来堪称“历史”的一摞报纸，还有信。他每趟来，总有我的信，信封上有我极熟的字体。我把我写给父亲的信交上去，又把父亲的信从他手中接过来，于是急不可耐地拆信细读，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

可是有一回，破例的只有“历史”没有了“现实”没有家信。我心中发毛，简直寝食难安。同校教师齐来开导：再过十天，准定有信。准定?我也思忖，会不会父亲投邮时，赶不上打邮包，误了这一趟?眼巴巴地盼了十日，仍杳如黄鹤。这下我可懵了!神情恍惚，上语文课念错了字，黑板上会把“中心思想”写成“中信思想”。我担心是父亲的身体，他患有“三S综合症”，会不会有什么意外?同事们说：“不会的，绝对不会的。”“且再等十天看看。”再等的滋味更不好受，我的心像放进油锅里煎着，夜里做梦都会惊呼而醒。好不容易撕掉十张日历纸，我早早地等在校门口。学校设在祠堂，祠堂建在山上，祠堂外有条山路，一拐拐进下面松林子里去，松林下面还是山路，左转右绕，才艰难地穿出来，直到傍晚，邮递员才在路上出现，我急切地迎上去，“绿衣使者”和善地先开口了：“老师，没您的信。”这一声犹如霹雳，我愣在那儿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