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剑下的新生——《欧洲中世纪史》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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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中世纪史》，全书60万字，是由美国的朱迪特.本内特和沃伦.霍利斯特两位学者合著而成，正如霍利斯特教授所言:“当今世界是中世纪的产物”。我们要想知道今天的欧洲乃至世界，就绕不过“中世纪欧洲”，因为它是现代欧洲的发端，现代欧洲从国家到文化，从社会到法律，都是从中世纪沿革下来的，也都与中世纪的发展密不可分。而这本书，在对中世纪欧洲的讲述，学术价值极高，堪称经典。

欧洲中世纪始于公元500年，终于公元1500年，历史时间的跨度整整1000年。这个时段是以西罗马帝国灭亡及基督教兴起为起点，经历了基督教由兴及盛，由盛而衰的历程。也经历了西罗马帝国亡于蛮族后，封建领主们不断地武力征伐、兼并融合，由兴及盛，由盛而衰的历程。最终形成欧洲现代主权民族国家，基督教会与封建世俗王权之间的不断斗争。最终教会与封建领主在“文艺复兴”中同归于尽，代之以新兴的“市民”政权的崛起为终结。这个过程既血腥野蛮，又波澜壮阔，许多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成就都是在这个“黑暗”时代孕育而生的。这是一段不可不了解的历史。

中世纪欧洲的格局大形势，颇似我们的东晋十六国时期，中原地区五胡乱华，正统政权南迁偏安，北方战火不断生灵涂炭，南方歌舞升平乐不思蜀。只不过欧洲变成了西部是蛮族的入侵杀伐，早期文明毁于战火，东边则是东罗马帝国的自成一统，继续着辉煌与强大。但在现代欧洲的历史传承中，东罗马帝国的延续，并不被认为是罗马帝国文明的继承者，在后来的史书记载中，也称之为拜占庭帝国甚至马其顿帝国。对于文明谁属正统的这种继承观和争夺，东西方其实是一样的。西欧后来建立的查理曼帝国、神圣罗马帝国以及哈布斯堡王朝都曾宣称自己是罗马帝国的继承者，但其实他们更不具有这一资格。

罗马帝国是早期欧洲兴盛强大的标志，也是今天欧洲人引以为豪的一段光荣历史，以致直到如今，很多欧洲人还都做着复兴罗马帝国的梦，希望有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欧洲，欧盟的建立就是最重要的标志。

然而，这个梦想是很难实现的。因为罗马帝国早期是多神信仰，是基于神明保卫的是社会和政治团体的集体利益，而随着基督教的传播，是旨在解决个人的疾苦，满足个人的愿望。由此，真正意义上的欧洲古典文明，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也就不复存在了。所以，基督教的传播与发展，对欧洲历史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是极其不可忽视的。因为欧洲的再造是由中世纪开始的，蛮族的入侵，不仅造成了罗马帝国的灭亡，也使得早期文化就此断层，一切几乎是从零开始。

对于罗马帝国的灭亡原因，历史学家们有200多种说法，但无论哪一种说法，都不能回避罗马帝国社会矛盾的日益深重，绝大多数人，包括罗马贵族，都对社会现状处于失望、迷茫甚至绝望的状态，这就导致了基督教的迅速传播，穷人信教自不待言，富人则因为理想共和国和美好生活离自己渐渐远去、古典人文主义的希望也化成泡影而信奉基督教，最后的结果就是一种缓慢而根本的转变，关心来世，成为后来历史发展的基础。

尤其到了罗马帝国晚期，教会比帝国做得更多，教会泽被众生，真正让贫苦百姓有了归属感和参与感，这是罗马帝国从未做到的。早期信教的富人拿出私宅作为活动地点。后来教堂随之出现，很多富人成了主教，来管理教区。随着西哥特人为主，及汪达尔人、迦太基人、法兰克人等蛮族的不断入侵，罗马帝国摇摇欲坠，无力维护的时候，教区的主教们就在自己的教区担起行政管理的职责，负责保持食物供应，监督修复防御工事。他们既是宗教领袖，也是政治领导。由于他们大多出身官员家庭，这些责任也自然地落在他们的身上。

中世纪初期，世俗政权尚不成器，但他们朴一登场，便显示了他们的野蛮与狡诈。这些入侵后定居下来的封建领主们都是蛮族首领，没有文化目不识丁，对于占领区只知道掠夺，不知道管理。欧洲在战火下残存的文化，都是由教会保留下来的。所以此时的基督教对世俗政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很多蛮族在定居后，都皈依了基督教。然而这些皈依者之间依然是相互抢掠杀伐不断。在教会的支持下，他们不断扩张，土地、金钱和永恒的救赎，成了吸引扩张的奖赏。实际上，在扩张的同时，基督徒与穆斯林联合对付另一股基督徒的事也不少见，土地和胜利比信仰重要得多了。欧洲人用数百年的时间，才从穆斯林手中夺回伊比利亚半岛，即便是穆斯林在半岛上最后的据点——格林纳达，也孤独的残存了近70年，才被最后灭亡，这就是上述原因最好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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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最主要的军事组织成员就是骑士。今天流传着许多中世纪骑士的浪漫形象，在实际上，中世纪的骑士不过是个武装暴徒而已。他们通过抢劫物品、敲诈与地主的赠与逐渐致富，他们宣称保护着教会和社会，但其实非常暴力。大多数中世纪的战争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围攻城堡，二是抢走敌军的土地和农民，大型战争很少，作战双方都希望能活捉对方的人，因为这样就能要到一大笔赎金。他们甚至把比武格斗，当做收受赎金的机会，而这种比武格斗，吸引了大量的观众，在支持他们欣赏的男人的同时，还下注赌谁猜中了结局。小贩、酒商、糕点商、妓女和小偷都很喜欢这种比武，因为这也给他们带来了商机。这幅画面真的很欧洲。

说到现代欧洲，不能不提到维京人，他们是名副其实的海盗，且更为野蛮。现代欧洲之前的欧洲是一个生产力极其落后的地区，甚至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为落后的地区。中世纪初期，西欧的农业生产之落后是不可想象的，农民1蒲式耳种子种下去，只能收获2蒲式耳的粮食，即便到了中世纪的中后期，也不过才能收获4蒲式耳。而且整个欧洲的物质是极其贫乏的，维京人生活在北欧，那里自然条件异常恶劣。他们带着自己的物品——多是皮毛，通过水路到欧洲内陆进行贸易，但经常是沿路抢劫后，然后把抢劫到手的物品拿到某一个贸易口岸“销赃”，而维京人最爱抢劫的地方就是富有的教堂。其实他的这种抢劫，有点类似中国历史上匈奴人对汉地的抢劫，匈奴人的抢劫更多的是因为物质贫乏不足以换取更多自己需要的东西，维京人也多是如此。

为什么要特别提到维京人呢，因为维京人通过与法兰克贵族的联姻，建立了诺曼公国，而诺曼底公爵威廉一世对英格兰的占领及统治，是现代英国的发端，诺曼公爵对亚平宁半岛的占领，第一次实现了半岛的统一。其实日耳曼人和俄罗斯人都是维京人的后裔，我们只有了解了维京人的过去，才能了解现代欧洲的殖民扩张，甚至今天的欧洲和它的未来。

说到劫掠，后来的十字军东征，虽有宗教狂热的因素，但其深层次原因，也是因为物质匮乏、人口增长，导致社会极不安定，为了解决财富和人口这两大社会矛盾，便以圣战的名义发起战争。十字军第一次东征，其实更像是难民潮。十字军沿路抢掠，甚至把邀请他们去帮助抵御塞尔柱人的同族兄弟——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劫掠一空，这也是导致拜占庭帝国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西欧中世纪时期的世俗政权对生产的发展几乎毫无建树，他们的发展史或者发家史，就是一部劫掠史。他们在打劫抢掠的同时，在诸多停泊口岸的贸易区划地筑城，征收税款，如今欧洲许多带有“堡（burg）”的地名，如“匹兹堡”、“汉堡”、爱丁堡等都是那时的“历史遗迹”，如今欧洲的很多城市，都是当时的贸易集市慢慢形成的。

那个时代的历史活动有三大特征——宗教、土地和贪婪，在世俗政权的封建领主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们不事生产，却竭尽全力将事务商品化，换取金钱。他们除了在由奴隶耕种的土地上直接收取收成，还在由佃农耕种的土地上收取地租，而更为甚者的是他们还强行征收草地、林地、水磨、榨汁机和炉子的使用费，他的司法机构也是赚钱的，任何的纠纷解决、惩罚及强行执行，都是要收取费用的。从某个角度上说，这也是商品化极高的时代，就连封建贵族对领主的忠诚度，也都是靠土地的奖赏维系的，一旦土地的奖赏没有了，忠诚度也就自然下降了，这也是领土扩张的动力之一。

中世纪的欧洲是一个战争不断的欧洲，和平显得弥足珍贵的时代，战争对于欧洲本就有限的生产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尤其对耕地和农舍的蓄意烧毁，导致了农业停滞和粮食欠收，为本来就落后的西欧农业雪上加霜，最终导致了11世纪的欧洲大饥荒，致使欧洲十分之一的人口死亡。而随后的大瘟疫，更是让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所以，从这个角度说，中世纪的欧洲是黑暗的，无疑是正确的。

在中世纪，基督教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尤其在对社会秩序的恢复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在发展过程中，基督教自身也遇到了很多问题。基督教倡导的是清贫和禁欲，但很多教会及主教则以宗教的名义敛财，买官卖官，并且结婚生子，组建家庭。教士用教会的土地来养育儿女，因其是教会“公产”而财源滚滚，不劳而获。因此，他们拒绝旨在让他们提升道德水准，免受世俗影响的任何宗教改革。他们抱怨说他们不可能像天使一样生活，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世俗的恶人强加给他们的要求。甚至他们用石头攻击训诫他们的主教。

当时的男女教士，在农民心里的印象更多是富有的地主，而不是给大众带去公平、公正的上帝的使者，因为主教和修道院院长都是国王的兄弟姐妹，或者王公贵族。这在当时很正常，这也是贵族家庭孩子可选择的一条出路。他们不仅把教会拥有的土地出租获取租金，还通过展示圣物获取捐赠，甚至贩卖圣物赚钱，形成了“圣物经济”，甚至最后发明了赎罪券（信用货币的前身）。

因而教皇及一些圣徒，在中世纪多次推行宗教改革，力图使基督教更加纯净，尤其力推清贫、禁欲、苦修等，由此出现了圣方济会和多明我会等组织。但这些组织最后不是蜕变堕落，就是变得极端了。罗马教皇为了纯洁教会组织和打击极端教派，成立了宗教裁判所。可最后，宗教裁判所也成为了一个极端组织，他们异教徒大搞宗教迫害，仅由教皇发动的阿比尔派圣战就历时整整20年，杀人无数，血流遍地，最终将视为异端的清洁派镇压下去。但即便如此，直到中世纪晚期，教会也没有解决腐败和堕落问题，反而是愈演愈烈。宗教无法解决私欲，反而极端和教条甚至专制却成了教会的特征，亨特里克.房龙在《人类故事》一书中描述，教会对教民的真切关心，就像火炉边看护孩子的母亲，当看到孩子去触碰炭火时，他会急切的大声呵斥，生怕他被火烫到，其心是慈悲的。

其实，教皇的权利争斗，教权与王权的争斗，都是对话语权的争夺，更直白的说就是对财富权力的争夺。很多教士都贪恋教会的财富，他们希望用一些实际利益，比如接受贡赋或土地、房屋，在更有保障的经济基础上发展修会。有些修会早期就是大殖民主，他们通过劳作积累财富，使修会成为了强大的经济实体，比如西多会，他们就是全欧洲最大的羊毛生产者。在整个欧洲，西多会的地产是最富有、最有力的，经济上的成功源源不断地带来了财富。西多会的修院教堂也变得华丽起来，严格的修行生活也渐渐松弛了。

也正是因为这些，使得教皇渐渐失去了基督徒的心，因为教皇政权已不能满足教徒的精神需求，而更多的参与到世俗政权的事务里，有的人就抱怨说:教皇应该引导基督的羊群，而不是剪他们身上的羊毛。

实际上教会和世俗王权在相互斗争的同时，对社会形成了双重的压迫，最终上演了教皇、王权和民权的三国演义，由于教会的极端和腐败，使它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争斗中率先败下阵来，至今也没有恢复往日的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