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当自重，悲剧莫重演——《陈伯达传》读后感心得体会：

随着年龄愈来愈大，虽然是理工科出身，竟然对政治、历史和哲学、文学等文科知识愈来愈感兴趣，抓紧出差路上和工作之余的时间狂补功课。

过去两年多的时间，读了不少中国历史人物传记方面的书，比如，两套分别由美国人和俄罗斯人写的《毛泽东传》、美国人写的《邓小平传》、国内研究者写的《高岗传》、《王明传》等等。这些天，阅读了叶永烈于1989年就完成初稿的《陈伯达传》，出版了多次。每次再版，都会增加一些内容，我读的这一版共624页，是2016年7月第一版、2017年10月第五次印刷出版的。

陈伯达生于1904年，出生于福建泉州惠安县一个书香世家家庭。如果天下太平，这个从18岁开始发表作诗和小说的文学青年，很可能会成长为一位卓有成就的作家和学者。

当一个国家政治黑暗专制、官员腐败无能、饱受列强欺凌、人民水深火热的时候，就会有一批不甘屈服和堕落的知识分子，奋起抗争。这种抗争，既是为了国家前途和百姓命运，也是为了自己不愿泯灭的良知。这些星星之火，实在是国家和百姓的幸事，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希望，终将成燎原之势。就这样，陈伯达和其他早期的共产党人一样，加入了革命的洪流。尽管过程中有时右倾、有时左倾、在苏联留学时同情托派，但年轻的时候，他还是保持了本心，敢说真话实话心里话，做出了真实的自我。他勤于思考、勤于总结和写作，30岁左右的时候，写出了不少有分量的文章和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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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先生31岁时写作的《腐败的哲学》，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论述了真理、真理与实践、真理的标准等问题。居然和1978年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异曲同工。文中论述了“没有抽象的真理，凡真理都是具体的”，“实践乃真理的标准”，他指出：“无数的实践，同样地证明：各种唯心论的‘绝对观念’和宗教上的上帝，只是某种人们写照自己的头脑产物，而不能转化为人们感觉的源泉；它自己首先就要依赖存在而存在，而不能是存在转依赖它而存在；当它所依赖的某种存在（某种社会关系）消失了的时候，它自己也就会从人们的头脑中消失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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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时，陈伯达先生在中共北方局宣传部负责党内刊物编辑。在运动爆发第二天从天津赶到北京，参与领导学生运动，并负责执笔起草了北平学生运动的宣传大纲。据当事人回忆，那句流传甚广的“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就出自陈伯达的手笔。

1936年刘少奇同志担任北方局书记时，提名陈伯达担任宣传部长，社会身份是中国大学国学系教师。和张申府一同发起了著名的以唤醒民众抗日救亡觉悟为目的的“新启蒙运动”。1937年，陈伯达还写了一篇文章《思想无罪》，重申一切思想在本质上都是批判性的这一启蒙观点，因而成为专断政权的掘墓人。读后感·文中还以非常钦佩的心情回忆了胡适的“五四名言”：“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奴才建造得起来的。”才思敏捷、才华横溢的、充满激情的陈伯达在“新启蒙运动中”一口气发表了十多篇文章，1937年由上海新知书店汇编为《真理的追求》文集，出版后在知识界影响很大。

1937年9月，陈伯达携家人来到延安，继续从事教学和宣传工作。由于他国学功底和哲学功底都很好，对马克思主义也有较深入研究，所以，不仅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而且相谈甚欢、得以重用。从此，他成为毛主席手下的一支笔。在毛主席的部署和指导下，他写作的多篇文章和著作，成为全党的必读书目，伴随着并支持着我党一路走向胜利。但是，随着毛主席从1957年开始逐渐向“左”偏航，以至在“文革”中陷入了“左”的迷误顶峰，陈伯达手中的笔，不再追求真理、不再表达真我，而是“忘我”地投毛主席之所好，阐述并发展了极左路线、极左理论，成了一位十足的“左”派理论家。文革中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虽升为我党第四号领导人，终被毛主席所抛弃和鄙视，堕落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之一，成为历史的罪人。

陈伯达1970年失势被关押，1980年被判18年监禁，1988年9月出狱，1989年9月20日因病去世。幸亏这一年中，叶永烈先生频繁去家中采访他，才留下了如此丰富而宝贵的历史资料，对我党、我国研究文革历史、吸取惨痛教训弥足珍贵。但是我更愿意探究的是，一个有才华、有能力、有激情、有理想的知识分子，怎么会走到这一步？《陈伯达传》记载的陈伯达的复杂经历和心路历程给我们传递了很多值得反思的沉痛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