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来聊聊作者。芥川龙之介，日本人，1892年生，卒于抗日战争前十年。他博闻强识，多愁善感，喜爱中国传统文化，讨厌隔靴搔痒式的含蓄。他擅长猛烈的直击人心，毫不留情，所以无病呻吟与他彻底无缘。书中不止一次的提到他和我国大学者胡适的交集，提到孔子、诸葛亮、李白、苏轼等名人，更是频繁引用我国古诗，让我心生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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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归正传，罗生门是人世与地狱之间的门，意味着“生死徘徊”。标题看似玄幻，情节却真实得近乎残酷。不论家将后来有没有当强盗，都隐喻了他放低善念，从人间踏入地狱。家将手握短刀，逼问老妇时，一种站在道德高位上的骄傲感油然而生，他成了老妇的审判官，自以为是正义的化身。

罗生门是坐落于京都的一座破庙，故事年代，京都连年遭灾：地震、龙卷风、大火、饥荒等不一而足。整个京城尚且衰败不堪，何况小小的罗生门，于是，乐得狐狸来栖，盗贼入住，罗生门里的佛像和祭祀用具俱已损毁，涂着朱漆或饰有金箔的木料被人推在路旁当柴出售。

社会经济低迷，人们普遍生活窘迫，在生存压力下，道德和良知失去约束，人性的“恶”渐露狰狞。由此犯下罗生门下的五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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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宗罪。由于京都城的衰败不堪，仆人被多年的雇主解雇，以致仆人走投无路，迫得在破庙栖身。经济压力下，雇主的冷漠与仆人的弱势形成强烈对比。仆人对雇主不能说无怨无恨，却也是无可奈何。仆人的当务之急是设法筹措明日的生计，但在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即使想方设法也是无法可想。为生计所迫，是仆人蜕变为盗贼的原动力。

第二宗罪。在萧条的大背景下，庙宇因无人修缮而衰败不堪倒也罢了。但无主尸体被遗弃于罗生门楼上且日久成俗，任由食尸鸟啄食，以致日暮时分罗生门的上空昏鸦蔽日。人世间重生轻死本是常情，然而对死者的遗弃却超出了“轻死”的度，一个对死者失去尊重的社会必然见利忘义，死者的无助折射出整个社会弱势群体的无助。

第三宗罪。为生计所迫，老太婆竟然去拨死人的头发做假发。对死者的亵渎，必然导致生者的同类相残。无论这个得瘟疫死去的女人生前有多么的十恶不赦，死亡等于清算，应该能洗去其一生的罪孽。然而，老太婆连死人也不肯放过，求生的本能淹没了道德的界限，良知轻易地滑向罪恶，其行为之恶劣可与当年午子胥掘墓鞭尸相提并论。

第四宗罪。仆人三下两下扯掉老太婆的衣衫，一脚把抱住自己腿不放的老太婆踹倒在死尸上，然后把剥下的丝柏树皮色衣服夹在腋下，转眼跑下陡梯，消失在夜色深处。仆人阻止老太婆对死人的亵渎，是出于善的本能，然而当他去剥去老太婆衣服时，却是以惩恶的名义在作恶。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弱者无力抗争强者，就将矛头指向更弱者。

第五宗罪。被拔头发的死去的女人，生前曾把蛇一段段切成四寸长晒干，说是鱼干拿到禁军营地去卖。禁军们都夸她卖的鱼干味道鲜美，竟顿顿买来做菜。东京都当年的食品安全问题与当前的中国何其相似。一个唯利是图道德沦丧的社会里。

贫穷是人性滑向“恶”的首要推手。正如梁晓声所言：“与富足相比，贫穷更容易使人性情恶劣，更容易使人的内心世界变得黑暗，而且充满沮丧和憎恨。”罗生门里一共出现四个人物，包括雇主、仆人、老太婆、死去的女人。为了生存，雇主解雇仆人、仆人欺侮老太婆、老太婆亵渎死去的女人，而死去的女人生前又去欺骗士兵。他们严格遵循丛林法则，剥去温情的道德外衣，把人性的“恶”发挥得淋漓尽致。

这不禁让我想起时下的道德绑架：你那么有钱，捐款怎么只捐五十万？我这么讨厌日本，你怎么能买日本车？你出名了，为什么不把钱分给乡亲们实现共同富裕？……

以上言论虽然听起来可笑，却真实的发生着，而且常常发生。很多人在指责恶行之时，同时掩耳盗铃式的掩藏自己的恶念，还自以为自己所做的是正义的、是善的，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