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年轻时，学得一手漂亮别致的针线活，特别喜欢绣花。她总是在我的一件件普通棉布衫上或布鞋面上，绣一只小花或图案，让女儿出门带着她亲手绣出的美丽。小时，家里贫穷，母亲常说：“穿衣要珍惜，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记得父亲的一件外衣，母亲洗完后习惯性的反着晾晒，我惊奇的发现：父亲肩膀上那长方形的补丁一块摞着一块，每块补丁的针脚，细密瓷实的像鱼肚里抠出的块块鱼籽，一层压着一层、一堆摞着一堆；裤子的膝盖上、屁股上大圆套小圆又像一棵老柳的年轮清晰聊眼。我穿小了的衣服，鞋袜总是妹妹接着穿。穿坏的衣服袖口上，尽管打了补丁，也是那样的别致，记得有一件我穿小了的绿布衫，袖口处磨损了一个洞，母亲就用一块粉色的棉布剪成花瓣形状，银针穿红线、不到半根烟的功夫，我那残损的袖口变成似花瓣绽放的新袖衫；我穿过的旧鞋子也不列外，母亲把鞋面洗刷干净，从她珍藏的褶皱绣花图上，铺上一块草纸、找一根火柴棒蘸着烟灰，精心地描下一对翩翩飞舞的蝴蝶，绣在鞋面的前脸上，妹妹穿在脚上，乐滋滋、笑眯眯，两只蝴蝶随着少女的律动，一高一低、一左一右像姐妹、像母女，你追我赶欲落草丛中的花朵去采撷花粉酿成生活的甜蜜。

古人常说，一家人“男耕女织”我家却是“女耕男织”。家里的庄稼活妈妈干的多。父亲学到了一手“机器织袜”的好手艺，他每天迎着晨曦，挑着袜机走在乡村的集市里、镇子上。机器往地上一放，准会被姑娘、媳妇们团团围住，她们各自拿着用纺棉车纺出的线穗子，给上学的孩子、跑外的丈夫织一双新式的“洋袜子”。这就算是农村当时最时髦的品牌了。我家的经济来源就靠父亲披星戴月的织袜子获取。每到冬天闲暇时，母亲带着我和妹妹住在两间东厢房的草屋里，千针万线昼夜不停，忙着把一年的单衣棉衣鞋子都做好，为的是不误农活。

记得我6、7岁时，就爱看母亲绣花时上下穿针的动作和神态---娴熟、安详，灵动的手指不停的上下挥动。口中还哼着小曲，尤其晚上在飘舞的小油灯下，我躺在母亲的身边母亲那张白暂清秀的面容凑在油灯下，显得那样的俊俏、慈祥、善美。再听着她口中哼出的那支《沂蒙山小调》，随着她那纤细带有老茧的手指在我身上轻轻拍着，口中的韵律如同渗入了我的血液，浸润着我幼小的心灵，那悦耳的小调随风飘荡在两间清贫的小屋里。一种相守相望的天伦之情暖融融地飘动着……这就是我小时候，泰山脚下的李家堂村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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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0岁那年，被妈妈当“儿子”送进清一色的男儿学堂里。母亲把她人生经历的爱、恨、辛酸、忧愁和志气都寄托在我的身上。她即不让我受委屈也不许我比别人家的男孩子差，平日的生活中，凭着母亲天生的心灵手巧，把我打扮的出众又“洋气”。她的初衷也许是在掩盖、弥补她留给女儿的遗憾吧！母亲的那张清秀白暂的脸庞中，老天赐给她一双潭水一样的大眼睛，清澈明亮，长长的睫毛、高高的鼻梁。可是，她生了我和妹妹，自己容颜的优点，一样也没留给我们。我们长大后还埋怨她吝啬呢。我想，她生来的那双巧手，也许就是想要弥补女儿的缺憾吧。

印象最深的是：我上高小的那一年，乡里来了一位有文化有知识的妇女主任，有一天，她来我们村里开会，村里的妇女们都要看看这位现代派的女干部，她梳着齐耳的短发，戴着一顶黄军帽，穿着一身黄制服，腰里还扎着一根宽宽的带有亮环的腰带。妈妈真是一见钟情啊！确切地说，是看中了她身上的那件黄制服。妈妈想法主动和村干部要求中午派饭到我家。妈妈的请求被批准，她便跑回家精心准备，拿出她的最高厨艺做了几道菜，吃饭时，村长作陪。母亲转着弯地夸奖那位女干部的身材、口才，特指身上的黄制服漂亮又气派，夸来夸去被聪明的妇女主任识破了动机。村长忙说：“嫂子心灵手巧，你不是要学做咱妇女主任的制服吧？”母亲不好意思地连连点头，妇女主任马上脱下制服递到母亲手中。母亲接过制服赶紧铺在早已准备好的草纸上，照葫芦画瓢地一气描摹。等她们吃完饭，母亲如愿以偿地送走了她们，又迫不及待地翻箱倒柜，找出一块叫“蓝士林”的新布面打开，再把那画好的纸样子舒展地铺在布面上，一片一片地裁下来，再一片一片的用针线连起来，试穿在我的身上比比大小、宽窄，直到合身时，母亲再用手针按原制服的细密针码，一针顶一针地缝起来。做这样一件制服，比起平时的一件普通便衣要费几倍的工夫呢，况且绝不是一般手艺的人能敢做的，直到做好后，母亲找来一个取暖的瓦罐子，灌上开水，包上布，让我抻着袖子熨烫垫肩、熨平针码。这就是母亲手工代替缝纫机的处女作。她端详着，自言自语地说：和缝纫机的针码也不差上下。脸上终于露出了一种如同完成一项新的工程建筑那样的喜悦和兴奋。我再一次试穿后，母亲就立即叠好，放进了我们家那个唯一的木箱子里。

半个月后，在全乡召开的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大会前的那天早晨，母亲才拿出了这件新制服，像是重新审视了一遍她那如意之作。先让我贴身穿上白衬衣，再穿上蓝制服并把白衬领翻在外面。又配好相同颜色的裤子，不带花边和任何图案的鞋子，母亲上下打量后说：“不错、很精神。一定好好读书，长大也像那次来咱家的那位妇女主任一样，让乡亲们瞧得起。”接着又严肃地嘱咐道；今天上台发言时，不要怕，一定像男孩子一样为学校争光。

我穿着母亲做的那件气派的新制服，兴奋又不自然。像犯了错误似地蹑手蹑脚地来到学校。一进教室我站在门口，活像个千瓦的灯泡刺激着教室里的双双眼睛，男同学瞪着眼伸着舌，女同学手摸着我的制服，围拢在我的身旁。投来羡慕的目光。我的思绪乱成一团，大会发言稿的内容在脑中七零八乱。幸亏老校长把我叫走，为我解了围。

从那天起，我读懂了母亲的良苦用心。她和祖祖辈辈的母亲一样让她们的儿女穿上母亲缝制的衣衫去耕耘，去干考，去江湖闯荡，仕途跋涉。年年岁岁，红尘滚滚。所谓“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即是如此。孩子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像风筝一样牵在母亲手里，个个儿女都是母亲期盼中的龙、凤，又像一盏盏漂亮的孔明灯带着各种愿望高高地飘在空中，亮在祖国的大地上，亮在代代母亲疲惫却充满希望的心窝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