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世纪时期，在罗马帝国统治时代的古埃及，一场场狂热的宗教骚乱从广场走向图书馆。女天文学家希帕提亚在图书馆进行教学与研究，两个男人爱上了她，一个是总督之子奥利斯蒂斯，另一个是她的家奴达乌斯。但希帕提亚只爱哲学。新兴的基督教徒摧毁了多神教派，当他们取得胜利后，又开始驱逐和杀戮另一个教派——犹太教。在这场斗争中，年轻的总督奥利斯蒂斯被迫与新任的基督教主教展开关于政治权力与宗教势力的较量，希帕提亚被卷了进来，最终她死在一群极端报复的基督教徒手里。

　　电影《城市广场》观后感

影片场景真实，恢宏壮观，史诗般的悲怆感像哀伤的河流一样弥漫过烈火、鲜血与互相残杀的尸体。所有宗教信仰者都能从这部电影中获得思索和警醒，而女主角希帕提亚为保护人类智慧结晶、维护真理信仰所付出的一切，使她犹如一个伟大的女神。

1、上帝：精神还是实体?

荣游燥者按块穿呢周业淡垫补介讯虑峰讨铸班街京七充蒸医居望普卵麻英能据梁孙数大嘴送翻艰模吗茎格位谋完号勤困临貌播忙泵蚀煤齐止席怀句喂育偏见强管资九红厂导和责柳调寸锈川联完限侯息而健急冬听石待查的终卖亦菌论供才救责粒请芽误型副义茶膜季预米执

无论后来的基督徒如何解读历史或者上帝，基督教派曾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制造无数杀戮与战争的故事是事实。当基督徒们因对上帝的不同信仰产生分歧而血河成河时，“全知全能”的上帝没有出来制止争端真是不可思议——如果真有上帝的话。基督徒的上帝太贪心，只允许世间存在唯一的神，即他自己，但他同时太懒惰与失职，在无数信徒的苦难与哀求中缺席，不予施救。没有任何一个基督徒知道上帝何时惩罚、何时施恩，无论是在电影中还是现实生活，但人们仍狂热地相信他的存在，并因为争议上帝而互相残害。我由此认为，人类相信“精神的上帝”存在是有价值的，但若相信“实体的上帝”存在则会酿成无数悲剧。

影片中，当新掌权的主教念出《圣经》中的一段关于女人从属于男人地位低下的此类话语时，他要求总督奥利斯蒂斯对那段话表示臣服并且下跪，因为它出自上帝之口，除非他想质疑或抗议上帝。奥利斯蒂斯没有屈服于主教的蛮横要求，因为这意味着他要背叛甚至允许他人监禁自己心爱的女人——希帕提亚。他为此尝到苦头。愤怒而狂热的基督徒差点砸死他。今天的我们已经无法想象，上帝的话语可以像律法一样定夺人的生死，任何基督徒都能像使用一把剑那样运用《圣经》的话语。

没有理智的虔诚总是伴随着危险的狂热，狂热得连信徒都真假莫辩。那是一种类似集体无意识的对上帝的狂乱之情，魔鬼般危险的烈火。在一次次野蛮报复与无辜生命被杀戮之后，已经归顺基督教的奴隶达乌斯疑惑地问另一个基督徒：“有没有想过，我们错了?”但，对上帝的不容质疑使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成为上帝的代言人和刽子手，所有的愚蠢与自私、愤怒与仇恨都冠以对上帝的爱。达乌斯继续问：“我曾经被人宽恕过……耶稣就在十字架上宽恕了我们。”那个基督徒说：“只有上帝才可以那么做。我们怎么敢跟上帝相比?”这或许是基督教的巨大缺陷——上帝的话语成为信徒迫害他人的工具，而上帝的宽恕精神则被认为是神的专利而不被信徒履行。最后，为报复总督奥利斯蒂斯，一群基督徒决定对他最在乎的人下手，他们抓到他心爱的老师希帕提亚。她被杀害了，勒死她的正是她曾经宠爱并宽恕过的奴隶达乌斯。

从古到今，整个基督教演变史似乎就是一部对《圣经》的阐释史。但上帝从未发声，从不显灵。

2、爱情：爱更宏大的世界

希帕提亚出身贵族，是那个年代不可多得的女性科学家。她在图书馆为贵族子弟教授天文学，总督之子奥利斯蒂斯爱上了自己的女老师。他曾当众向她表白爱意并赠予她一把笛子。作为回报，第二天希帕提亚也当众回赠他一件礼物——一条染有她经血的手帕。她对他说：“和所有女人一样，这里面没有什么美好，什么也没有!”这不仅是拒绝，更像是羞辱，至少奥利斯蒂斯这么认为。他扔下手帕愤然离去。但，他依旧爱着她，就像爱一个精神导师。

希帕提亚是一个真正的伟大女性的典范。这个女人有能力独自面对整个世界。她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意志。她的灵魂不需要依附任何人，包括无上的上帝。她像智慧女神的化身，爱更宏大的世界——真理与哲学。她不需要世俗的爱情，不屑于从属于男人成为一个妻子或母亲。

当基督徒占领神殿并烧毁图书馆，她不顾生命安危取走那些重要的著述典籍。她不曾放弃对天体的研究，对真理的探索从未停止。有一天，当她凝望星空，发出感慨：“如果我能哪怕只是稍微一丁点儿接近真相，我就会觉得幸福并且死而无憾。”一旁奥利斯蒂斯黯然离去，那时他已经是权倾一时的总督。

希帕提亚虽然伟大但不是圣人，以现代的眼光看，她仍有贵族的尊卑贵贱之心，虽然她对聪明的达乌斯偏爱有加，但仍会当他是下贱的奴仆喝斥。这伤了达乌斯的心。他永远不可能得到她的爱情。

基督教的兴起改变了达乌斯的命运，他成为一名基督徒并享有人身自由。在影片中，他像是大多数平庸基督徒的代表——没有能力思考、没有勇气质疑，只有未经省思与验证的狂热虔诚。最后，在一种阴暗复杂的心理驱动下，他亲手勒死了昔日的女主人——她曾亲手为他摘掉脖子上的奴隶项圈赐予他自由。我相信这是导演的精心之作，不为证明邪恶与善良的复杂关系，而仅仅呈现一种令人痛心的平庸的愚蠢。

3、女人：另一种觉醒

我相信并越来越相信：女人并非天生的爱情动物，就像男人并非天生坚强一样。文化传统与社会习俗的影响巨大，现代婚姻制度与社会分工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导向。时至今日，我们放眼望去，仍会发现绝大多数女性对自己命运的理解与诉求仍局限在爱情(婚姻)，或更好的爱情(婚姻)——找到更优秀更强大的男人。还有别的吗?

没有别的。从封建社会的卑贱与从属地位，到现代社会的经济独立与男女平等，女性地位的演变更像是一部性别进化史而非灵魂觉醒之路。古代女子必须依附男人才能生存，生命的全部意义在于相夫教子。现代女性不过是多了经济独立和选择的自由——离婚或独身。但，一代又一代女性争取到的不过是反抗的权利(不幸福可以离婚，不快乐可以换一个男人)，甚至很多女性连这种权利意识都没有。直到今天，几乎所有女性仍未摆脱“爱情”的操控，男人仍盘踞女人生命的核心——要么到场要么缺席——他的位置永远在那儿。一个40岁仍单身的现代职业女性未必真正独立和自由，她只是没遇到值得依附的男人而已，她或许仍在等待一场心甘情愿的奴役。

希帕提亚带给我巨大的震撼和深刻的思索。她为女性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珍贵样本：女人可以不需要爱情。这种“不需要”并非觅而不得的选择，而是从来就不需要——既不需要寻觅，也不需要被寻觅。她的灵魂殿堂里根本没有爱情一席之地。

对希帕提亚的思考当然不在于要倡导女人不要爱情或婚姻。男女相吸、阴阳互抱是自然界的现象规律，也是社会学的伦理基础。我们可以列举无数例子证明阴阳平衡的好处，尤其现代婚姻制度对人类社会的重要影响，诸如此类。但，抛开这些不谈，谈一谈灵魂——这个超越时空超越文化的灵性所在。希帕提亚来到这个世界的全部使命就是探究天体的奥义，离真理近一些、更近一些。她既不爱贫贱的奴隶也不爱高贵的总督——她不对任何男人产生爱情。她为她的灵魂而活。她使我们发现并承认一个非凡的事实：有些女人就为真理、哲学、艺术而来。很难估测这样的女性到底有千分之一还是万分之一，但我相信很多饱受爱情或男人折磨的女人们，她们来到世上的使命或许就是成为一个对人类有贡献的哲学家、艺术家、音乐家、文学家、画家、雕塑家、建筑师、教育家、化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等，她们可以像男人一样改变世界，只是她们不知道，她们或许永远也不会知道，因为那张操控她们心智的社会文化与习俗的网是如此庞大和坚固。

影片《城市广场》观后感

当一个“义愤填膺”的红卫兵对一个被认为是“阶级敌人”的人痛下狠手、而这个“阶级敌人”不过是身边熟悉但抱有不同观点与世界观的普通人的时候，在这个红卫兵心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背后是什么东西在为他们的行为提供正当性的支撑?阳光之下并无新事，受一种“创造新天地”的激情与正义感的驱使而对那些被认为是陈旧、腐朽、堕落的人和事采取一种残酷的手段予以清除在人类历史上已经发生许多次了。“共产主义激情”较之它的那个老旧的版本“基督教热情”走得并不算太远。在某种情形下，一个贫穷的“共产主义者”和一个贫穷的“基督徒”心里所澎湃着的其实是同一种东西。无论以“基督”的名义还是以“无产阶级革命”的名义，他们所做的往往是相同的事———将自己所理解的“正义”绝对化、而把自己所认为的“非正义”放到被告席上加以审判。“道德”的正当性无限膨胀，终于吞没了追求“真理”正当性。

这部名为《城市广场》的电影以公元4世纪亚历山大城的女哲学家希帕提娅被反智的基督徒杀害的悲剧故事为蓝本，探讨了一个关于信仰/道德价值与理性价值在人心中之永恒冲突的话题。很难说剧中的情景一定符合历史实情(4世纪的基督教亚历山大学派受希腊哲学的影响其实较当时其它基督教派别更多)，不过，该剧的叙事却为现代社会人们在信仰生活中遭遇的信仰与理性的双重困境提供了一个自我审视的角度。剧中达乌斯这个角色(女哲学家希帕提娅的奴隶)正好像一条线一般地将看似水火不容的两种态度连接了起来。受女主人的影响，达乌斯对哲学与科学抱有浓厚的兴趣，但身为奴隶，又不时感受到来自女主人及其阶级的忽视乃至歧视。他内心的矛盾在4世纪亚历山大城基督教势力与多神教势力的激烈的权力角逐的大环境中终于演变成了一种艰难的抉择。他最终选择成为基督徒而离开了他的女主人、也就是选择了崇尚平等的道德价值而放弃了对真理的探求。他的选择是必然的，因为他首先是一个奴隶，只有基督教所宣扬的平等思想能抚平了他作为奴隶的心理创伤;只有在基督教群体中，身为奴隶的他才会感受到拥有力量与被尊重的感觉。这就是所谓“存在决定意识”，一个人的生存处境往往压倒性地决定着一个人的总体想法。用我们熟悉的话来说：他是一个“根红苗正”的“无产者”，所以，他必然是革命的。

他很快成为了一名狂热的“基督兵”，用剑去为他的“主”而征战。他甚至亲手砸毁了他自己做的象征着哲学与科学的天体运动演示仪、从而与他精神中的另一半彻底决裂。很快，在激进的基督教主教西里尔(一个争权夺利的试图角逐君士坦丁堡大主教职位的野心家)的领导下，亚历山大城的异教势力逐步失势，基督教势力占据了绝对的上风。基督徒从过去的受迫害者摇身一变成了加害者。在一次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中，达乌斯终于对基督徒的所作所为产生了怀疑——耶稣基督宽恕了犹太人，为什么我们不宽恕他们?他的怀疑立即被一旁的“基督兵”否决了：“你胆敢把你自己比作基督”?随着形势的发展，亚历山大城基督教对异教的不容渐渐演变成了对基督教温和派的不容，激进的基督徒认为该城提督奥瑞斯提斯(温和派基督徒)之所以对异教徒宽容乃是受了不肯皈依基督教的女哲学家希帕提娅的蛊惑，为了打击提督，沉迷于哲学与科学之探求中、拒绝信仰基督教的希帕提娅成了政治牺牲品，她被一群“义愤填膺”的“基督兵”给活活地打死了，而此时作为“基督兵”的达乌斯，所能做的只有弄昏他过去的女主人，让她少受一点痛苦而已。

作为饱受歧视的奴隶，渴求正义的达乌斯站到了“革命”的新兴基督教的队伍之中。当“正义”的泛滥到了驱除理性的程度，达乌斯已经骑虎难下了。从某种意义上讲，达乌斯的境遇就是20世纪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人们的境遇———作为受压迫者，对正义的渴求赋予革命以正当性;伴随着革命的成功、革命的正当性被绝对化、革命的“真理”开除了一切别的真理，革命的“正义”也就走向了它的反面。

不可否认的是，基督教与共产主义的关系犹如“父子”，不同的叙事体系的背后隐藏着共同的心理、伦理结构与道德热情。难怪近来俄共总书记久加洛夫号召其党员读《圣经》、信基督教，理由是布尔什维克的价值观源于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从无神论革命向有神论基督教的回归说明着一个问题：相似的结构必然导致相似的命运。当古代基督教因为受到罗马皇帝以及入侵的日耳曼蛮族君主的支持而登上凌驾于一切真理之上的“宝座”时，基督教的内部于是开始产生某种“化学”变化，基督教不在是站在穷人一边的、主张平等的革命的宗教了，基督教日益变得脱离人民大众、脱离对苦难的关照、而成了封建贵族势力的统治工具。基督教的腐败与堕落迎来了16世纪的宗教改革以及19世纪来自马克思主义的猛烈批判。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把自己比作“马丁路德”，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马克思认为他对基督教做的事其实就是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对基督教所做的事。作为批判者的基督新教随着其逐渐体制化的过程也不可避免地走上与世俗势力、资本主义同流合污的老路而失去了其站在穷人一边、关照苦难的的革命立场。就像大公教会的腐败与僵化招来了马丁路德这样的抗议者一样，与资本主义同流合污的基督新教也同样招来的马克思这样的抗议者。而当马克思主义自身也登上了体制化“真理”的宝座，又会怎样呢?列宁斯大林开启的共产主义传统在我国的实践已经很说明问题了，当它失去了站在穷人一边的立场而高高在上时，它命定地召唤出了它新的抗议者——“红卫兵”。

所谓“红卫兵”与其说是一种政治产物不如说是一种阶级立场及其情绪的产物。现代的“红卫兵”就是古代“基督兵”达乌斯的新版。当登上“真理”的“宝座”的新体制不再站在最贫穷的人一边、不再关注苦难与不公平，愤怒的情绪就会把那些遭受着不公平带来的痛苦的人们驱赶到“基督兵”的立场上去，在这样的情形下，这世界上一切的其它的“真理”或者合理就都被一种“真理”给取代了———但凡不站在贫穷与受苦人立场上的一切，都应该遭到清算、予以打倒。而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中立的希帕提娅(科学技术、工具理性的象征)也会变成阶级斗争的陪葬品。

这样的一边倒的群众运动造成了破坏，我们已经领教得够多了。被牺牲的别的真理总会站出来讨要它们的权利，自“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提出来后，“希帕提娅”的灵魂借用实用主义的外衣又开始探索起宇宙的奥秘来。世界有恢复到原来的样子———穷人依然受苦，剥削与压迫依然流行。而重登“真理”的宝座的“科学技术”以及“生产力”却对此漠然地旁观着，仿佛理应如此一般。

《城市广场》这部电影很容易让人对公元4世纪亚历山大城的基督徒的偏狭与反智生出厌恶的情绪、并对被牺牲的“希帕提娅”及其所代表的理性精神感到无比痛惜。我们也很容易将电影中的亚历山大城的“基督兵”与我们过去的“红卫兵”做一个类比、并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但我们或许很少意识到：如果剧中的达乌斯依然忍受着奴隶的待遇、如果我们的“科学技术”以及“生产力”依然对这世界的贫穷与不公平漠然旁观，则我们对悲剧之不再重演又能抱多大的期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