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年猪是儿时过年的重头戏。可大戏何时上演，还要看老天爷的脸色。农历进入腊月门儿，嗖嗖的西北风刮得人拿不出手来，村中的辘辘井台也冻成了冰山，就到了该杀年猪的时候了。因室外滴水成冰，最适合冻猪肉。还有肥猪再养下去会掉膘，精打细算的乡亲们都知道这个理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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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亲们杀年猪不能赶在同一天。忙活一年到头了，老邻老居、七大姑八大姨、三叔二大爷、老少爷们，要凑到一起乐呵几天。

有一年村子闹猪瘟，我家准备育肥的年猪也未幸免。父亲就在二十里以外花60元钱买回一头小白猪。猪虽小，但饲养的月份不少。父亲说多喂些粮食催催肥，一家几口过年吃足够了。可改革开放之前农家没有太多的粮食，好在父亲在离家较远的盐碱地开了一块小片荒。因苞米种的较晚，籽粒不饱满。父亲就把瘪瘪瞎瞎的苞米粒子扛到碾坊碾压成两半儿，再用大铁锅烀熟了，又放些盐后拿来喂猪。快要杀年猪时，父亲掐了一把猪的的胸口，足有三寸多厚。父亲满意的说：“挺胖！能杀出二指膘。”那个年月，常年闻不到荤腥。年猪瘦肉率高是很恼火的事儿。全靠着杀年猪时炼些猪油，留作年吃年用。可会杀猪的二大爷见了另有打算。我家的年猪较小，请亲朋好友大吃一顿，就剩不了多少了。二大爷就串通好几家要好的亲戚朋友，择日一同杀年猪。可父亲得知后执意不肯。尽管自家的年猪不是很大，可老的传统不能在自己手里给改了。气得二大爷丢下一句话：“这小猪除去抓的没有打的。刀尖儿从猪脖子扎进去，从猪屁股漏出来，还要请大伙吃猪肉？瘦驴拉硬屎。”一甩胳膊走了。

亲兄弟没反正。我家杀年猪的那天，二大爷还是起了个大早，还叫来了堂哥。父亲让我烧一大锅开水。他们三人抓猪、放血、穿梃子、捶猪、吹气、退毛、开膛收拾肠子肚子心肝肺，再灌血肠好不忙活。猪小也有个好处——好收拾。二百来斤儿的年猪，三四个人很容易翻来滚去。仅用小半天就搞定了。

等到吃晚饭时，一大锅酸菜、肥肉、血肠早就炖好了。大人们围坐在热炕上的饭桌前喝小酒，我们小孩子就站在屋地上眼巴巴地等着。这是父亲面子上的规矩，小孩子怎敢与客人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呢？我家住两间土房，没有那么宽绰的火炕。请的客人又多，小孩子只有往后靠一靠。二大爷见了对父亲说：“老四啊！快盛些肉让小嘎们也跟着吃吧！都饿一天了。”父亲半推半就的坚持着。“不忙！小孩子，过一会儿再吃。”忙了一天的堂哥赶紧穿鞋下地。“四叔！我们哥几个在柜盖上吃。反正我也不喝酒。”父亲看了一眼二大爷，又笑着对堂哥说：“你二叔都发话了！你们哥几个就自己盛肉吃吧。”父亲还吩咐我快些吃，吃完了就快些把酸菜炖猪肉给大娘、二大娘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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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晚上，酒得人散后，父亲把卸好的猪肉半子，包括头蹄下水放在盖帘儿上，端到粮仓子里冻上。又严严实实的关好了仓门，防止那些猫狗给偷吃了。父亲边关仓门边自然自语：“吃的没有剩的多。一半儿带拐弯儿，够了！”说罢又趴着门缝望一眼冻在仓房里的年猪肉。“猪虽小，可吃个全科。”

第二天，父亲又起个大早。在自家院内，用秋季换炕面子时扒下来的旧土坯，垒一个三层坯高，一米左右见方的冰窝子。再拿上冰钏子，挑着土篮子到辘辘井边的饮马槽子里，把白如玉坚如石的冰块儿挑回来。然后把被冻得邦邦硬的年猪肉码放到冰窝子里，倒进冰块埋好后浇上凉水。一袋烟儿的时间冰被冻得嘎巴嘎巴响，铮明瓦亮浑然一体。这样冻起来的年猪肉不仅保鲜，也是小孩子们盼过年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