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一生行行重行行，实地调查和考察总结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各种模式，写下了诸多不朽篇章。本书推出的是学界共认的中国乡土社会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理论研究的代表作《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和《皇权与神权》四篇著作，可供社会学工作或教学、研究者参考。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乡土中国》是费老先生根据其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讲授“乡村社会学”一课的教学内容而编辑成的一本小册子。之所以说是小册子，是因为这本书很薄，由14篇文章组成，但是每篇文章之间又有逻辑联系。

《乡土中国》一书探讨了中国乡村社会的特点，乡村有别于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乡村是一个“熟人社会”，与此相对应的就是“陌生人社会”。也正是从这本书开始“熟人社会”这个概念开始流行起来，特别是用在解释乡村社会的一些特性的时候。本书围绕乡村社会的特点分析介绍了“熟人社会”形成的原因、乡村的社会结构以及社会秩序等问题。

　　一、“熟人社会”

乡村就是一个“熟人社会”，即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形成这种社会的原因与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性是分不开的，所谓的“乡土性”就是指生活在乡村的人世世代代都与“土”脱不了干系，土地是他们最普遍的谋生办法。从我们的历史上看，我们的祖先也是通过种地延续下来的，所以说我们的民族也是和泥土分不开的。

土地的一大特点就是不可移动性，而乡下人又是靠土地生活，所以他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代代相传，生于斯，死于斯。那么一个村子里“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很特殊，大家都是知根知底的，互相都很熟悉，也就产生了信任，社会关系就是靠这种信赖维持的，而不是法律。乡下人间这种特殊的信任关系导致了今天的法律在乡村不能适用，在城市里是“良法”，在那里似乎成为了“恶法”，有点“水土不服”。而且由于土地的因素，社会的流动性很小，社会变迁速度也很慢，与城市的变化速度形成了天壤之别，所以才形成了“二元城乡结构”，与这“土”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二、语言和文字

城里人眼里的乡下人是“愚”的，这里所说的愚不是智力问题，而是说乡下人不识字，是文盲。这就叫“愚”吗?这个标准似乎不合理了吧。按费先生的说法应该是指“乡下人在城市生活所需的知识上是不及城市里人多”，否则就不能自圆其说了。

乡村里很多人都是“白字先生”，即使识字的也识得不多，但是这与“熟人社会”是分不开的。所以就要考虑文字在乡村的用途，“我们是不是因之可说向下多文盲是因为向下本来无需文字眼睛呢?”也就是说乡村里是否有文字的需求。

在这种熟人社会，也就是“面对面的社群”，人们的交流用得更多的是语言，亦或通过足声、声音、气味就能辨别对方，亦或一个表情、一个手势就能表达想表达的东西。这是人与人交流最基本的方式，也是最原始的方式，这些在乡村里还是很常见，这种环境下文字似乎显得是那么地不必要。而且文字本身也不是完美的，“文字是间接的说话，而且是个不太完善的工具”。但是在城市却恰恰相反，文字就是生活必不可少的交流媒介，工作、生活甚至娱乐都离不开文字，因为有这种需要所以才要识字。

更进一步说，“在‘面对面的社群’里，连语言本身都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工具。语言本事用声音来表达的象征体系。”“我们绝不能有个人的语言，只能有社会的语言。”“在亲密社群中可用来作象征体系的原料比较多。表情、动作，因为在面对面的情境中，有时比声音更容易传情达意。”(《文字下乡》)

乡村社会流动性小，社会变迁慢，生活经验、技巧都是长者口口相传的，不会有遗漏晚辈都是按照老人所说生活处事，根本不需要文字记载。“在一个每代的生活等于开映同一影片的社会中，历史也是多余的，有的只是‘传奇’。”乡村社会生活本来就很简单，关系也不复杂，用这个圈子的“特殊语言”就能很好的维持社会秩序，所以文字也就没有存在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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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只有认清了文字存在的前提和基础，才能使乡村真正接受文字，否则都是削足适履。只有当这种熟人社会被打破之后，才会渐渐有使用文字的需求。

　　三、社会结构

清微段伏奴围过送差乘纪拥蚕妇波策率产烟谬友壮矛花纵消今贫看判冷墨堂吹看枪碎孩具热题轻九陆并效入砂苏普抛苏科提异日赛旱细第松墙用蒋书县图维的系阴块紫磷沈晶降呈偏节案斗沙超孩卸津片凹陷暗况壁喷弧约动卫交词告捕插杜棉能浓版锈锈园尽斜敌

有人说“私”是乡下人的一大毛病，其实从整个中国的历史来看，应该说中国人的“私”是无处不在的，而不是仅仅专属于乡下人。从中国整个的社会结构格局中就会理解这个“私”——也是就书中所说的“差序格局”，与之相对应的就是西洋社会的“团体格局”。如何理解二者的区别呢?

简单地说，“团体格局”中存在一个超越个体的“实在”，它是无形的，但是它却将每个个体联系在一起，对待每个个体都是平等的，“人人生而平等”。“差序格局”中就不存在这种没有差别的兼爱，它是以“己”为中心，不断地往外推形成了一个网，就像把石头丢向水面形成的一圈圈波纹，每个人都是一个网的中心，也就是没有让人与人牢牢结合在一起的力量。每个个体似乎都是独立的，他在自己的圈子里就是“老大”。

“这里所谓‘私’德问题就是个群己、人我的界限怎样划分的问题”。团体格局中个人与群体界限分明，西洋社会里的国家这个团体就是一个明显的也是唯一特出的群己界限，维系着团体秩序就是国家的宪法、法律等等。差序格局中的这种界限却是模糊不清的，可以凭借自己的意志伸缩，所以“在差序格局中里，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没有明确的公私之分，社会结构式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维持这种社会秩序的就是私人之间的道德。

差序格局这种社会结构在乡村还是普遍存在的，乡村社会秩序就是靠着道德维持的。在这里国家的观念很薄弱，乡村就是国家权力的边缘地带，在这里法律似乎是维持社会秩序的辅助工具。社会稳定的维持就是靠私人之间的道德，而这种没有明确界定的道德是没有标准的，根据对象不同而不同。所以“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这种团体道德的缺失导致人人都以把自己私人间的道德放在首位，而国家的法律规则次之，不承认个人平等主义，这就是乡村社会的差序格局，也是法律在这里“不适应”的原因之一。

乡土社会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以“小家族”为单位组成的血缘团体，这里的“家”和西洋社会里的“家”含义就不同了。西洋社会家的主要功能是生儿育女，它的的界限是固定的，而乡土社会的“家”则可有大有小，可以自由伸缩，它是一个事业组织，有点类似于团体格局中的团体，但是又有不同。在家族这种社群中，主轴是纵向的，各人之间有一定的亲属关系和差别，这种差别决定了个人在家族中的地位，“孝道”对维持家族内部关系起着重要的作用，一家之长的地位是最高的，团体格局中人人是平等的，受到一个统一的规则约束。所以这就是差序格局存在的原因和私人道德重要性的体现。

　　四、社会秩序的维持

乡土社会所求的是稳定，而要维持固有的社会关系，就得避免感情的激动，激动地情感具有破坏和创造的作用，这也就必然要打破乡土社会的稳定。然而在这个熟人社会里，人们共同生活在有限的空间里，都知根知底，互相了解。这个社会是他们所熟知的，只要按着现有的秩序生活就可以了，不需要去摸索和探险。乡土社会之所以没有“浮士德式”的激情，还因为它是一个“男女有别”的社会，也就是“认定男女间不必求同，在生活上加以隔离”，“他们不向对方希望心理上的契合”。这个原则遏制了乡土社会唯一产生感情激动地因素，乡土社会就完全是一个互相了解熟人社会，不存在差异或隔阂。所以说“稳定社会关系的力量，不是感情，而是了解”，乡土社会的熟知维持社会的稳定。

乡土社会可以说是“无法”的社会，但是不能说它是一个“无需规律”的社会。一个没有法律的社会是怎么维持社会秩序的呢?依法而治的社会维持秩序所用的力量是国家公权力，法律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制定的行为规范，乡土社会是国家权力的边缘地带，这里不需要法律来规制行为。乡土社会自身的特点——安土重迁，不问时代更替，只管季节变换，有点世外桃源的味道——决定了社会变迁很慢，社会变化很小，依靠祖祖辈辈积累传授下来的经验就足以应对生活中的种种问题，这种社会我们称之为“礼治”社会。“礼是社会公认合适的行为规范”，维持礼的力量就是传统，乡土社会具备“礼治”的各种社会条件，所以无需国家公权力的干涉。乡土社会的社会秩序依靠传统的力量来来维持的，没有成文的规章制度，而是时间积累起来的文化、经验。如果乡土社会变迁很快的话，传统文化就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这个时候礼治秩序就会动摇，就会逐渐被法治秩序所取代，如今的乡村就在经历这个过程，但是会很漫长。

“无法”的社会里亦“无讼”，传统式维持社会秩序的力量，所以调解纠纷的过程可以说是说教的过程，而没有任何程序可言，没有任何成文规范可依。乡村里的人也信服这种说教方式，所以它能起到解决问题的作用，法律也就没有用武之地了。人们甚至不喜欢诉讼，打官司的人都是不道德亦或没教养的人，这是一种羞辱。礼治秩序的维持就在于自身的修养，注重克己。

但是随着法律渐渐走进乡土生活，必然会引起法律规范与传统道德的冲突，该如何处理呢?甚至适用法律和按传统办事的结果是截然相反的，若按法律办案必然引起人们的不满，甚至更剧烈的矛盾。所以在乡土社会构建法治秩序的进程中，不是仅仅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更应该注重怎样才能使法治秩序与乡土生活想融通在一起?怎样才能避免或者减少打破礼治秩序引起的弊病?否则司法机构在乡下人的眼里真成了庇护作恶的机构。“送法下乡 ”“科技下乡”“文化下乡”“医疗下乡”这些都是为改变乡村的社会结构做的准备，所以构建法治秩序之路漫漫，现今的乡土社会仍是以熟人为主的社会，传统的效力相较更大。

　　五、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

乡土社会中存在四种权力，“一是从社会冲突中所发生的横暴权力，二是从社会活动中所发生得同意权力，三是从社会继替中所发生得长老权力，”四是从社会变迁中发生得时势权力。这四种性质不同的权力在乡土社会中可以说是同时存在的，扮演不同的角色，相互制约，相互协作，共同维持乡土社会秩序的稳定，同时推动着乡土社会的变化。

在自给自足的乡村经济中，横暴权力受到限制。横暴权力直接追求的目的就是经济利益，乡村中人们只需满足自己家庭的生活所需，而不需追求过剩的物质积累，这种自然经济下不会诱使其他的群体来征服它们。所以横暴权力受到了经济条件的约束，也就给同意权力流下了活动空间。

但是同意权力同样受到经济条件的限制，同意权力是社会分工的产物，社会分工出现了个人权利与义务的概念。分工体系越发达，这种权利才会随着扩大，才会愈发显现出这种权力的的作用。乡村经济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以家庭为一个生产单位，分工是在一个家庭内部进行的，而且还是闭门自给型的，出了家门人与人之间没有所谓的权利义务，所以同意权力也不能很好的施展。按费先生的话说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虽则名义上可以说是‘专制’、‘独裁’，但是除了自己不想持续的末代皇帝外，在人民实际生活上看，是松弛与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

乡土社会普遍存在这长老权力，他是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长老权力是不同于前两者的，它产生的基础不是横暴，也不是契约，但是它又是强制的，是不得不服从的。长老权力是教化式的权力，或者说是爸爸式的，是社会成员新陈代谢过程中产生的，目的是将文化性的社会生活规律传授下一代，为的是这个社会的稳定，因为乡土社会认得行为时手传统的礼管束，礼是通过长老权力强制灌输给新成员，保持着社会的安稳。

在历史的进程中，社会不可避免的要发生变动，即使在乡土社会，只是它相对而言变化得速度很慢。社会结构变化得原因是它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乡土社会产生时势权力的原因是长老权力的教化已经不能够有效解决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即社会变迁的速率大于世代交替的速率，这时就需要“英雄”式的人物来带领人们解决问题。长老权力与时势权力的关系式此消彼长，乡土社会变动少，在很长时期内长老权力都处于主导地位，这样的社会里不允许反对，只有容忍接受。但是随着社会的复杂化，教化权力远远不能应对社会的变动，这时时势权力逐渐居于主导。所以在乡土社会中尽管两种权力是相对立的，但是它是同时存在的，相互配合在稳定中推进乡土社会的变迁。

　　六、社会变迁

乡土社会说是静止的，只是相较现代社会而言，变化得很慢，但是时间的积累乡土社会还是悄悄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之所以说是“悄悄地”，因为它变化的前提还是乡土社会的稳定，没有引起社会动荡，没有经历翻天覆地的大变革。暮然回首发现乡土社会已不再是那个自给自足的熟人社会，不知不觉中增调了很多新的社会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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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变迁中，习惯是适应得阻碍，经验等于顽固和落伍。”“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人并不能考经验做指导。”所以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传统经验也受到冲击，对传统文化的依赖也有所减少，不再注重那些亲疏远近关系，不再局限于在村子里过完一生等。这些都是必然发生得，只是乡土社会的变迁是很缓慢的，对这种变化不易察觉。

从血缘结合转变为地缘结合，出现了商业，即乡村的集市，集市上即使是很亲近的同乡人也是以“无情”的身份出现进行交易。集市上的交易打破了熟人社会的亲密关系，乡与乡之间的村民可以通过集市产生了交集，乡村生活也更多元化，人们不再满足于自给自足的现状。商业是在血缘之外发展的，地缘又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所以乡村野不再局限于血缘的结合。社会关系的多元化和复杂化，使得传统道德已经不能完全解决所有纠纷，礼已经不能维持社会的和谐和稳定，随之法律就会渐渐介入乡土生活。

乡土社会靠的是经验，是不需要计划的，“在乡土社会中欲望经了文化的陶冶可以作为行为的指导，结果是应和与生存的条件”。乡土生活可以靠着欲望去行事，而结果往往是与生存法则是相符的，这种微妙的关系有点儿像是一种本能，其实是相当长时期的盲目地经过错误和试验积累形成的一套传统的生活方案。现代社会人们依据已知的手段和目的关系趋计划他的行为，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求生存，而不是单纯的欲望，这样的需要使人们以较少的劳力获得更多的利益。乡土社会也不再单单依靠欲望生活，渐渐学会了依靠需要谋生，这样使得以体力为主的乡土生活变得轻松一些，与城市生活渐渐产生了关联，乡土社会不再是一个封闭的世外桃源。

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对农村建设的不断重视，乡土社会原有的礼治秩序逐步被打破，熟人社会里多了很多陌生的面孔，人与人之间不再是知根知底的亲密关系。乡土社会里融入了更多城市生活得元素——工厂、医疗、社保、科学技术，乡土社会渐渐现代化了。虽然城乡差距还是很大，而且有些乡村还很封闭，很落后，但是乡村已经迈出了历史的一步，最终会实现城乡一体化，只是路还很漫长，很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