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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具有丰富人生经验和猿生经验的长者，作为部落发展的总设计师，凯撒始终有意识地以一己之力为猿类的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设定路标、绘制路线图，规避人类已经错漏百出的老路和邪路。在船坚炮利的新全球化窗口面前，英雄凯撒还会闭关锁国，拒斥现代性吗？

我喜欢看电影。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喜欢的，只知道自从工作以后就越来越喜欢了，这可能是教师的一种职业病。倒也不是刻意追求从这些文艺作品中找到些许蛛丝马迹的教育意义和某种寓教于乐的特殊效果，而是有时确实是一语胜千言，只要推荐学生看看电影，不少多余的话就无需再说。

人性论三部曲：还原“我”的成长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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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的《猩球崛起》、两年前的《少年派》、一年前的《无人区》，我都是在看完后马上就用到了课堂上分析和讨论，学生们也很喜欢这种方式。我认为这三部电影的共同点在于，都围绕着一个主题：人性，或人的本质（human nature）。这些电影，看上在讲老虎猴子的故事，其实是在借事说事，以动物影射人，实际讲的是人性，还原的是“我”的发现和成长史。

话不多说，回到人性论三部曲。在《少年派》里，老虎代表着本我，少年派与老虎的海上漂流是自我与本我的争斗过程，而作为超我的信仰成为这二者共同存在下的最后支撑力量。李安讲述了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派与老虎的海上漂流，体现了一切美好的要素，是美好超我的境界；第二个故事是派与厨子的角力过程，体现了现实中人的有限战争，是理性自我的境界。更为真实的可能是第三个故事即食母，体现了丛林法则的残酷，是赤裸本我的境界。

而电影《无人区》的启示，在我看来则是：无人区并非没有人，而是没有人性，是您所呼叫的人性不再服务的区，人的动物本能过于强大而压倒了相互依赖甚至达成最低限度合作的社会性。在这里，连两个人一起合作干一件坏事亦不可能，作恶都要势单力孤，单枪匹马。在一群没头苍蝇作布朗运动的区域，出路何在？解决之道似乎就是不断地以一个飞来横祸终结一段罪孽，再开启另一段罪孽。影片中人为制造了多次此种场景，强烈提示人们这种无边罪孽及其绝望。

上面两部只是引子，接下来我重点想说的是这部《猩球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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猩球1：从自我意识到族群意识

前两天看了《猩球崛起2》。这个系列，起初本是经典科幻片《人猿星球》的前传。不过照现在的拍法，大有独立门户的架势了。借用经济学的话，这两部是互补品，且因着第二部的上映，第一部的价值被提升了一大步。在我看来，这是分别用两部电影讲述了一正一反的人性两面，最终达至人与猿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人猿星球”共生状态。

在第一部中，凯撒的智慧升级要拜人类生物科技的无心插柳所赐，至于其后这种提神醒脑药物疗法的大面积扩散所造成的猩球崛起，更完全是一个意外后果。比智慧更重要的是，凯撒在与人类长期生活交往过程中，获得了“人性”或“人的本质”最不可或缺的自我意识。自我意识是对意识本身的自反性思维，追问的是“我是谁？我的属性是什么？从何而来向何而？”的终极问题。

凯撒的自我意识是在耳濡目染之中萌发，又在外部刺激之下觉醒的。这个外部刺激，就是当凯撒的“父亲”（实际上是他的人类主人）开车带他红杉林，回来的路上遇到另外遛狗的一家，此时凯撒突然意识到自己脖子上拴着的链子与狗链别无二致，于是以手势追问“父亲”：“凯撒是宠物吗？凯撒的父亲是谁？凯撒是谁？”一般动物（包括人类在特定情况下）适应奴役，这是动物本能；但人性内在的尊严要求对奴役状态发出责问和反思。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当猩猩也开始思考“我思故我在”的本体论问题后，人类是无法不感到震惊的。

动物性的本能是适应，至多逃避，但人性具有强大的改造冲动。“不要”是人掌握的最重要的词汇，敢于说不是基本人权，消极自由是根本自由。当凯撒和其他动物在动物福利机构被终日囚禁，还要面对暴虐的屌丝管教时，他终于在一次发飙后喊出了第一句“人话”：NO！语言的习得本身并不令人震惊，令人震惊的是语言所反映的个性的独立和自我意识的觉醒，这并非原生的基因决定，而是后天环境的再生影响。

觉醒了的凯撒只是一个个体，此时的他不仅获得了自我意识，意识到我，用胡适的话说，这是“小我”，他还要意识到无数的“小我”组成的“大我”，这是社会；不仅要问“我是谁”，还要追问“我们是谁”，“我们的生存境遇如何”。进而，他爱自由，更爱猿类社会，掀起了一个由演化到革命的剧烈变迁，致力于建立一个自由猿的联合体，向人类讨说法，为承认而斗争。

以上，大体是对《猩球崛起》第一部故事的简要概括。我们可以看到，彼时，从进化史看来，“来自猩猩的人类”已经因为在现代科技和现代生活方式造就的风险社会中走得过远，却浑然不觉这种失控的巨大风险，最终在自己亲手炮制的一场席卷全球的病毒大流行中被打回原形、折损大半。同一时期，人类阴差阳错制造出来的“来自人类的猩猩”，却大大助推了这一古老种群在现代的革命性进化。当看完第一部走出影院后，你甚至能感受到背后凉飕飕飘来凯撒对人类的无比同情和鄙视，一如他在监禁之中的装疯卖傻其实是对人类的嘲讽。

猩球2：从人性的优点到人性的弱点

凯撒一直这样看待人类，他对人类的智商从来不以为然，在这只猩猩眼中，人类简直就是一群到处自以为是的弱智。这心态在第二部中一仍其就。在人类看来，猩猩不可怕，就怕猩猩有文化。可是，在人类朋友圈中生活过的凯撒深知，人类最可怕的不是脑子，而是心肠。猩猩还是那个猩猩，可是习得了人心的诡诈与狡计，就必然要经历人生的风雨和翻覆。凯撒的办法是闭关锁国，停止与人类的一切交流，老死不相往来。然而，这种隔离为时已晚。

如果说第一部讲的是人性的优点，是人类社会抱团取暖的社会性移植到、应用于猿类社会——代表性的台词就是贯穿于两部电影中成为猩群文化共识且朗朗上口的最高指导方针“猿类要团结，猿类要强大，猿类不杀猿类”——的话，那么，第二部讲的就是人性的弱点，是人类尔虞我诈、笑里藏刀、勾心斗角、好勇斗狠的习俗禀性，在猿类乌合之众中传播蔓延直至重创这一新兴种群的过程。如果说第一部中猿类输入给人类毁灭性的的病毒（其实是人类自取其祸），第二部就是人类传染给猿类更为可怕的文化病毒。第一部讲的是生物进化，第二部的主题俨然已变成了文化进化。

凯撒的亲密战友科巴，是第一部中被人类残酷剥削、压榨和奴役因而充满戾气的猩猩。到了第二部中，他成了一位反复、阴险的篡位者，一位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先发制人”、“武装夺取政权”的实用主义者。僭主的权力合法性必须依赖于不断制造并维系一种紧急状态，没有敌人也要制造敌人。上台伊始，科巴还高举创始人凯撒的旗帜，号称为“猿类”而斗争，不敢堂而皇之地另立中央。很快，在战争中树立新威权后，他就开始高调批判前任领导人制定的与人类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合作共赢的既定路线，扣上一顶类似三和一少、三降一灭的修正主义帽子。把全部猿类的命运绑架在战车之上，与人类进行你死我活的大决战。他对凯撒之子的利诱威逼和整个政变过程的策划设计，简直就是人类最腐败朝廷频频上演的宫斗剧的翻版。

科巴是人性恶之集大成。只有尝到苦头之后，凯撒才不得不心痛地承认他自第一部中就表现出来的蔑视人类、推崇猿类的种族智商歧视是错误的：“我一直以为猿类胜过人类，现在才知道，原来我们如此相似。”人类社会的杀熟、失信、自相残杀，在影片中这个尽管猿口规模已十分庞大，但基本还维持着一个熟猿社会的部落里，也都无一例外、有过之而无不及地重演。

猩球3：从拒斥现代性到重回现代性

凯撒是一个道德理想主义者。他自视很高，且清心寡欲。他以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姿态深藏功与名，不露声色地在深山老林中发展自己种群的独立王国。他似乎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尽管以他的高智商，以及在人类社会游学期间的阅历，使他对现代科技了然于胸，但他坚信“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人类的工程师说，他们不能没有能源。这已经是人类须臾不可摆脱的路径依赖，哪怕在近乎毁灭性的的重创之后，也无法降低人的生活情趣、品味以及漫长历史中形成的繁复的世俗文化。当人类专家修好水坝，并将电力送达遥远的都市并亮起点点灯光的时刻，工程师们激动不已。可是，猿类却能在几乎具备了人类的智慧和习性时仍能安于恬淡和宁静的生活。凯撒并没有投来羡慕的目光。科技让生活更美好？切，他是一直打一个问号的。

作为一位具有丰富人生经验和猿生经验的长者，作为部落发展的总设计师，凯撒始终在有意识地以一己之力为猿类的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设定路标、绘制路线图，尽量规避人类已经错漏百出的老路。在第一部中，他从人类那里盗取药物分发众猢狲，这是孙悟空盗仙丹、普罗米修斯盗火一般的圣徒之举。在第二部中，他严禁人类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流入，似乎将部落内部纷争锁定在冷兵器时代就可维稳。然而最终，猿族败类还是挑起了人猿之间的全面战争。

要么应战，要么毁灭。在生存压力的逼迫和船坚炮利开启的新的全球化窗口面前，英雄凯撒还会恪守小国寡民、拒斥科技与文明、建设大同社会吗？可是如果他全面拥抱这个毁誉参半的现代性，这个2.0版的猿类社会又能比人类社会少走多少老路和邪路呢？在这个据说已经变平了的现代世界中，即令人类文明将死，猿族就有足够的资本和勇气推倒重来、另起炉灶吗？切盼着《猩球崛起》的第三部回答这个问题。

附录：“我”的成长史

“我”很不容易。人的诞生是一个否定性的事件，在人的成长过程中，逐渐有了认识能力，有了自我意识，可以将“我”与“他者”、将自身与自然区分开来。婴儿最初的世界观是混沌的，父母与亲人的极端呵护，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娇惯更延续并助长了这种错误认知。这使得它们以为，自己仍处在母体的子宫中一样，可以随心所欲、心想事成，只要自己有任何需求，都会立即得到满足。随着婴儿的进一步成长，它会在现实世界中碰壁。

婴儿的第一次碰壁，往往来自被障碍物绊倒。这之所以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划时代事件，在于它朦胧中感觉到这个世界恐怕并不完全是听从自己的绝对律令的，比如，脚下这块石头就不受支配。它的“混沌世界观”出现了崩溃的迹象。此时，理智的父母应当开始帮助孩子正确地认识这个世界，教会它反思自己的责任、改变自身的行为；糊涂的父母则多半会捡起石头假意责打，这重新强化了孩子“物我合一”的原始观念。

婴儿成长过程中的第二个划时代事件是使用“我”这个概念。小孩子并不是一开始就使用“我”来指称自己的，往往是机械地模仿他人称呼它的用词，因为他们不知道“我”这一代词所指何“物”。众所周知，日本动漫《蜡笔小新》中的小新的一个口头禅是“你回来了”。当他每次用“你回来了”来表达“我回来了”的意思时，他的母亲都要尽力纠正。只有当小孩子第一次明确地说出“我”这个词之后，才表明了他不仅感觉到自身，更思维到自身，能够将自身与外物区分开来，他才从此正式步入一个“我思故我在”的人的轨道。

哲学家康德对这一标志性事件的意义早有洞见。他在讲授《人类学》课程时对人性中的个人主义因素做了如下的定义：“人从开始用‘我’来说话的那一天起，只要有可能，他就表现出他心爱的自我，并且毫无止境地推行个人主义，即使不是公开的（因为那会与别人的个人主义相冲突），也是隐蔽的，要用表面的自我否定和假谦虚在别人眼里更可靠地为自己产生一种优越的价值。”

对“我”的认识和反思，自我意识的出现，并不是一个人成长的终结。“我”并不甘心。在弗洛伊德看来，这个“我”一分为三：首先是本我（id），这是人的原始情欲和原始本能，受快乐原则（pleasureprinciple）支配。其次是自我 (ego)，这是人的常识和理性，遵循现实原则（reality principle）。最后是超我(superego)，它由良心和自我理想组成，通过不断地借犯罪感和负疚感来惩罚人的行为对理想的偏离。总结起来，本我意味着人的动物性，指向自私；自我意味着人的理性，指向现实；超我意味着人的社会性，指向道德。而人的困境就在于“一仆侍三主”，在诸多时刻，都要面临着来自三个维度的拷问和牵绊，难免限于精分。

“我”之所以会遭遇如此之多的困顿和纠结，在于“我”并不能靠一己之力生存和发展，成长愈多，对他人和社会的依赖也愈多。无数的“我”希望伸展和扩张自己的行动空间，当他们相碰撞时，需要确立一个与他人、世界发生联系的基本规则，需要“群己权界”。当“我”在保护自我的前提下扩大交往时，由于对确定性、安全感的过度追求，也会带来一些困扰，形成一些障碍。然而，交往的障碍不能构成人类保守、封闭的理由。人们通过劳动和交换创造了相互依赖的关系。这正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劳动赋予并不断丰富了人的社会属性，使人的自然属性深深打上了社会属性的烙印，使社会属性成为人的本质属性。劳动、分工与市场的共同作用，促成了身处不同地域空间的陌生人之间由于“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而紧密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