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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冷兵器时代，长城防御体系的军事作用是卓有成效的。秦时，“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新书·过秦》)汉武帝时，“建塞徼、起亭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汉书·匈奴传》)

　　“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的赵武灵王正是以“变俗胡服，习骑射”而着称于世的政治家(《史记·匈奴列传》)。事实上，秦皇汉武，包括明初，无不是在主动出击、军事上取得压倒优势时修建长城的。这说明，修筑长城既是一种积极防御，又是积蓄力量、继续进取的谋略。

　　修筑长城，是针对西北边地实情所采取的积极措施，是化被动为主动，因为对于北方的游牧部落，“大兴师征之，则遁逃伏慝，不可得而诛也;师还则寇钞又起;留卒戍守，则劳费不资，故惟有筑长城以防之。”“然则长城之筑，所以省戍役，防寇钞，休兵而息民者也。”(吕思勉《中国民族史》第三章)

　　而且要强调的是，长城的防御作用不是表现在一般人以为的“不被攻陷”;其真正的用处在于——入侵者或许能集中力量偶尔攻破一两个关口、闯入内地，但只要整段长城还驻守有强劲的军队，入侵者就始终面临被阻击、伏击而无法回家的危险;尤其是，长城扼住了燕山和太行山北支各个交通要道，游牧民族的骑兵纵然破关而入，但只能对内地实施骚扰，而他们的后勤根本无法通过关口输送进来，故而无法在内地立足、从而动摇中华帝国的根基。癣疥之疾再重，也侵入不到膏肓，这是长城存在的根本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