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机》是一部浓缩的近代史，作者在黑暗的落满灰尘的角落里，将那些被淘汰的历史的旧货重新挖掘出来，擦洗，打磨，让它恢复历史的幽光。

而正是这些历史的碎片、逸闻、边角料为我们提供一个清晰的历史叙述，告诉我们一段历史的真相。

湘军悍将胡林翼某次在长江水道中遇一英国火轮。火轮逆流而上，迅速超越了湘军水师，激起的波浪，将一条船都掀翻了。胡林翼登时昏厥，醒来后第一句话就是——“天要变了”。实乃谶语，晚清至民国，整个一部近代史，真可谓是一部变天史，亦可谓是伤心史：1841年1月27日，道光皇帝对英国宣战；1860年9月12日，咸丰皇帝对英法宣战；1894年8月1日，光绪皇帝对日本宣战；1900年6月21日，慈禧太后对诸国宣战。屡战屡败，屡败屡战！马克思当年评价中国说：一个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的幅员辽阔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在世界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极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一场殊死搏斗中死去。李鸿章亦曾言，清王朝面临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

让我们透过《禅机：1840—1949中国人的另类脸谱》，来看看这个大变局。

英使马嘎尔尼出使中国，曾在其书中描述国人当时的卫生状况：“他们穿的是小亚麻布或白洋布做的衣服，非常脏也很少洗，他们从来不用肥皂。他们很少用手绢，而是随地乱吐，用手擤鼻涕，用袖子擦鼻涕，或是抹到身边的任何东西上。这种行为很普遍。更令人憎恶的是有一天我看见一位鞑靼人让仆人在他的脖子里找虱子，这东西咬得他难受。这里没有冲水厕所也没有固定的方便之地，厕所设施暴露无遗，粪便不断被清走，几乎到处都是臭气熏天……”

这是我们过去时代的一个缩影，一种隐喻，一段隐痛，一种挥之不去的耻辱。

近代中国，遭遇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其狂烈激荡，至今读来若置身其中。这一百多年的历史，充满了黑暗、耻辱、斗争、彷徨，充满了血与火、灵与肉、英雄与狗熊、光荣与梦想、尴尬与冲突。这一百多年，有盗火者为我们照亮前路，有窃国者将我们带进深渊；这一百多年，我们经受了难以承受的失败，也迎来过并不可靠的胜利；这一百多年，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审视、重估、颠覆、摧毁，然后又在一片废墟上重建自己的价值理想和生活世界。

这是在荒原中狼奔豕突的一百年，在耻辱中亟亟惶惶的一百年，在无边的历史旷野中哀号呼叫等待破晓的一百年，也是加速度的一百年，来不及看风景的一百年，只争朝夕、以一当十的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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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世纪以来，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为了国家的命运，为了这个东方文明的伟大复兴而奋斗不已。他们生于忧患，在难以想象的深重的民族苦难中，以极大的坚韧、勇气和担当精神，将中华民族推向前进。鲁迅先生就说过：“中国自古就有为民请命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就有埋头苦干的人，这就是中国人的脊梁。”

1898年9月24日，谭嗣同在“莽苍苍斋”被捕。四天后，谭嗣同在菜市口法场就义。在刑部狱中他给梁启超的绝笔书中写道：“嗣同不恨先众人而死，而恨后嗣同死者虚生也。啮血书此，告我中国臣民，同兴义举。”这是知耻而有大勇。

自1935年至1944年，青年翻译家朱生豪积十年之力译莎士比亚，终因贫病交迫，心力交瘁而死，年仅33岁。如此奋力，皆是“因为某国人曾经说中国是无文化的国家，连老莎的译本都没有”。这是知耻而有大爱。

如今，忙于接轨的现代人都已经聪明到不再去干此等傻事了，大家更用心如何享受已有的一切，更关心即将到手的东西，更担心这场饕餮大戏明天就会散场。于是毫不犹豫地加入到消费的大合唱中，过去是不假思索地喊政治口号，现在是不假思索地消费，由政治侏儒转化成经济动物，满足于大众媒体每天提供的新闻轶事、小道消息、垃圾剧，精神世界普遍的萎缩和平庸化，并逐渐滋生出一种令人恐怖的价值冷漠。

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那些不符合新的历史主体的东西都被屏蔽了，遮掩了，锈蚀了，遗忘了。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个细节被抽空的历史叙述，一个生活世界、价值世界被屏蔽起来的历史，也是一个不再可靠的历史。

在这本书里，我们熟悉的宏大叙事不见了，小事件、小人物，甚至小道消息，都只为让那段历史更清晰，那种耻辱更刻骨，那种鞭打更见血，那段生活更真实，那些细节更丰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