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对她说：全中国正经历一场变局，这场变局将使个人获得自由。不再成为传统习俗的奴隶。所以，他要向这些传统挑战，成为中国第一个离婚的男人。在此之前，她凡事都怕；在此之后，她一无所惧。

　　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大概都没见过这样亦西亦中的新娘装扮。

　　因为娘家人听说新郎官“要一个新式的新娘”，特意让新娘穿着一件红白混合的礼服，礼服极华丽，有很多层白色丝裙，最外层的粉红裙上绣了几条龙。新娘头戴头冠，脸上遮着密不透风的盖头。

　　在喧嚣拥挤的大厅最前面，15岁的张幼仪跪在那里，重重的头冠让她转起头来颇困难。她听到旁边近在咫尺的地方有清喉咙的声音，她知道，一同跪着的，是大她4岁的徐志摩，她未来的丈夫。

　　婚礼排场极大，单是新娘这方就请来了三百多个客人，他们从上海、杭州、苏州等各地赶到这里——浙江海宁硖石镇；而徐家是当地的首富大户，宾客自是不可胜数。

　　典礼已经进行到了最后阶段，张幼仪感觉到徐志摩的手已经伸到了盖头旁，她的心突然抖了起来，有些害怕又有些期待。在婚礼前，她想了很久：在盖头揭开的一刻是不是该看着丈夫的眼睛。但当那重重的盖头从面前消失时，她有些眩晕，失去盖头保护的她发现自己无法迎接对方的目光。尽管她希望自己表现得像个新式女子，但发现做不到，只能看着徐志摩那尖尖而又光华的下巴。

　　这是张幼仪与徐志摩的第一次直面相对，她本以为徐志摩会对她笑一笑。但没有。徐志摩的表情是那样的严肃。

　　这是1915年的12月5日，张幼仪和徐志摩的大婚之日。

　　怨偶“天成”

　　“在中国，女人家是一文不值的。她出生以后，得听父亲的话；结婚以后，得服从丈夫；守寡以后，又得顺着儿子。你瞧，女人就是不值钱。”

　　张幼仪第一次听到徐志摩的名字，是在13岁那年，她从苏州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放假回到位于嘉定的家。

　　父母把她叫到客厅，递给她一只小银盒子，里面是徐志摩的照片，头大大的、下巴尖尖的，戴着一副圆圆的金丝边眼镜。

　　父亲张祖泽是当地一位颇有声望的医生，他问女儿的观感。张幼仪一言不发地合上了盖子，静静说道“我没意见。”

　　从她1900年降生到这个国度开始，有诸多训诫被深深植入她的头脑、融入她的血液。其中两条对她影响至深：

　　第一条训诫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换句话说，自杀是不孝之举。

　　第二条训诫是：游必有方，去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一定要禀告父母；一生当中做重大决定的时候，也必须经过他们许可。

　　对于婚姻大事，尽管父亲在征询她的意见，但答案早已在她成长过程中被嵌入她的脑里：父母挑什么样的对象，就要和什么对象结婚，这是孝顺的重要表现。

　　婚姻是家族大事，是父母应该为儿女担当的最大责任之一。正因此，张祖泽把女儿夫婿的选择，交给了当时实际上承担着张家经济支柱作用的四子张嘉璈（即张公权，民国金融家，曾任中国银行董事长）。

　　张嘉璈时任浙江都督朱瑞的秘书，1913年的一天，他到杭州府中学视察，结果发现一个男学生的作文极好，便打听起来。得知这位年轻士子名唤徐志摩，是实业家徐申如的公子。当晚，张嘉璈便写信给徐申如，为妹妹张幼仪提亲。信寄去没多久，徐申如就回了一张便条，言语极简：我徐申如有幸以张嘉璈之妹为媳。

　　“四哥替我物色丈夫的方法很普通，我们不必知道徐志摩的身高，或是他家有多少佣人，只需要晓得他家的声望，他的教育程度，还有他的性情。……要知道的就是这些。”张幼仪后来回忆说。

　　这门亲事就这样定了下来。对双方父母的决定，张幼仪和徐志摩都只能服从，并且像其他所有年轻男女一样，只能到结婚之日才能彼此相见。

　　当张幼仪嫁到徐家后，她方知道，其实在她第一次看徐志摩照片的时候，徐志摩也见到了她的照片，他把嘴角往下一撇，用嫌弃的口吻说：乡下土包子。但在当时，即便徐志摩不满，他也不敢对抗传统。

　　这场为两人都带来极大痛苦的婚姻正式开场之前，并非没有征兆来提醒。他们曾在订婚前找来命婆合八字。

　　命婆看了看徐志摩的命相，说道“我喜欢这家人，是非常好的人家。”但当看到两人八字时，突然变得默不做声，脸上现出担忧的神色，“不过，说道八字里的这对男女嘛……属鼠（张幼仪）和属猴（徐志摩）的人在这门亲事里不般配，你不属狗太糟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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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张家人没有因为八字的不合而改变婚事，他们把张幼仪的年龄提高了两岁，改成属狗。不久，双方定下了婚期，1915年徐志摩中学毕业的时候。

　　寂寞婚姻

　　“我结婚的时候，我母亲只给我两点忠告。第一，一旦进了徐家的门，绝对不可以说‘不’，只能说‘是’。第二，不管丈夫和我之间发生什么事，我都得以同样态度对待公婆。”

　　洞房闹到很晚，当时间只属于徐志摩和张幼仪时，已是清晨四点的时候。丫鬟开始为他们做准备，在床中间铺了一块白丝帛，又帮幼仪梳理，动作极利落。幼仪那带有檀香味道的头发被两只玉梳向后固定，身上除了一件薄薄的绣有鸳鸯的红丝袍外再无一物。徐志摩的身上同样也只有一层丝袍，充满期待地在房间一头看着幼仪。

　　这是两人一生中的第一次独处，“我好想跟他说话，大声感谢命运的安排。我想说，我现在是徐家的人了，希望能好好伺奉他们。”但张幼仪所受的教育告诉她，只能由男人先开口，可徐志摩一句话都没对她说。他们婚姻的寂静就从那一刻开始……

　　尽管差不多一晚没睡，但幼仪仍要早起，作为媳妇，她必须比公婆睡得迟、起得早。而在徐家，这很不容易。因为徐志摩的母亲老太太睡得极早，而老爷是生意人，且在外面有很多女人，往往要凌晨两三点才能回家。

　　徐志摩差不多一结完婚就立刻离家读书去了。事实上，直到1920年张幼仪去欧洲前，五年光阴，她与徐志摩在一起的时间不超过四个月。而在这四个月里，“徐志摩从没正眼瞧过我，他的眼光只是从我身上掠过，好像我不存在似的。”

　　有时候，徐志摩会在园中长椅上读书，幼仪便走过去坐在他身旁缝补东西，徐志摩会对某个佣人说“给我拿这个”，或对另外的佣人说“抓抓我这里”，但他从不与身边的幼仪交谈。

　　“我想，如果他不想和我说话，我也可以好几天不言不语。”当时的张幼仪太年轻了，还不知道怎么主动跟丈夫说话。

　　对婚姻，张幼仪从没奢想过爱情（这对当时的她来说太陌生），更不会求浪漫，但她希望得到的肯定比漠不关心要来得多。她知道徐志摩不喜欢她，尽管张幼仪没有跟当时别的女子一样裹小脚，但徐志摩仍然视她为“土包子”，认为她观念守旧，缺乏教育。

　　常年不在家的境况，让徐志摩和张幼仪没有可能用日久生情来弥补不断扩大的缝隙。即便在婚后第三年，两人拥有了他们第一个孩子（徐积锴）也没有任何改变，儿子诞生之后，徐志摩算是尽到了传宗接代的责任，开始了多年的美欧留学生活。

　　在徐志摩不在家的时候，幼仪全力操持家务、照顾公婆，而且在她所居住的乡下地方，除非有人陪，否则女人是不准跨出家门一步的。无事可忙的时候，她只能整日和老太太在一起缝缝补补，一做就是几个钟头。因为很少出门，在娘家五年期间，张幼仪甚至不知道徐家在当地拥有的产业是什么模样。

　　徐积锴是幼仪为徐家贡献的长孙（后来成为徐家唯一传人），但作为大户人家的媳妇，母亲角色是被严格限定的，孩子是属于徐家的，养育过程是老爷、老太太决定的，幼仪只被准予偶尔照顾，洗澡时有保姆，睡觉时有奶妈，即便抱孩子的姿势也会得到公婆的纠正。

　　但对幼仪来说，这一切没什么不对，她的妈妈早就教育过她，到了娘家，绝不可以说“不”，只能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