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2月12日午后，北京城里，退职官员恽毓鼎匆匆奔走，刚和德国朋友柯理尔讨论完时局，他又要去民政部长赵秉钧那里打探朝政动态。

　　恽毓鼎原本是国史馆总纂，一个闲散京官，退职后更是自称宦情素淡，“与世无争，与人无竞”。但自从去年10月10日革命党在武昌举事成功，恽毓鼎眼见大清覆亡在即，就再也无法安心“读书写字，莳竹栽花”了。此后连续十数天，他在日记中密集记录时局动态，焦虑忧愤溢于笔墨间，到10月20日，更是见人就痛骂政府腐败无能，近乎发狂。

　　10月30日，清廷终于下诏开放党禁、释放政治犯，还规定皇室亲贵不得任内阁大臣。恽毓鼎顿觉南北和议可成、大清存续有望，于是罕见地心情大好，这天还特意在日记中提到“西园海棠花开六七朵，鲜艳可爱”。

　　到底是晚了。之后清政府困顿依旧，显贵们束手无策，只好下诏召开国会以征求意见。又过了十天，满清众亲贵开始竞相提取现银，存入外国银行。

　　此时，恽毓鼎却在为挽救大清四处奔走呼告、出谋划策。

　　12月28日，恽毓鼎又和同乡冯国璋等三十余人聚会商议，他在会上大声疾呼，必须动用武力平乱，同时必须解散“专以鼓噪惑乱为事”的咨议局、查封各报馆以安定人心。但在当天日记中，恽毓鼎写道“以大势观之，满洲亡矣。”

　　终于，2月12日这天早上，隆裕太后在紫禁城养心殿里，将加盖了御玺的《退位诏书》，交予了赵秉钧和陆军大臣王士珍等人。尔后，赵秉钧等人向嚎啕大哭的隆裕太后三鞠躬，默默转身退出养心殿：统治中国267年的大清王朝，就此结束。

　　当天下午，赵秉钧将“懿旨已宣布辞位”的消息，告知了来访的恽毓鼎。

　　贪腐亡国？

　　尽管早有预感，但在得知确凿消息的那一刻，恽毓鼎还是“悲愤交并”，痛哭“国竟亡矣”。

　　当天深夜，他在日记中用前所未有的篇幅，反思大清的灭亡。

　　反思从隆裕太后召见赵秉钧时的哭诉开始：“一般亲贵，无一事不卖，无一缺不卖，卖来卖去，以致卖却祖宗江山。”隆裕更愤怒指责亲贵称“至今日不出一谋，事后却说现成话，甚至纷纷躲避，置我寡妇孤儿于不顾。”

　　隆裕太后说的是事实。当时，年纪最长的头号辅政大臣庆亲王奕劻就以贪腐、卖官鬻爵闻名于世，他被后人称为“晚清首富”，仅在汇丰银行就有二百多万两白银存款，连《纽约时报》等著名外媒，也报道说奕劻家就是中国官场“集市”，门房都设“收费站”，被国人称之为“老庆记公司”。

　　恽毓鼎本人对满清中枢腐败也多有指责。1908年，他在日记中写道：“时事日非，而京朝官车马衣服，酒食征逐，日繁日侈。”辞官前夕，他又愤怒指斥当时官场“非攀裙带则无以任官”“京官无不嗜财”等陋习种种。

　　类似的忧虑，在恽毓鼎辞官赋闲之后、直到大清灭亡前夜仍时有流露：“无一事非因贿赂而成，无一官非因贿赂而进，人心安得不去，大乱安得不兴？”

　　其实，对于腐败催生晚清革命，梁启超说得更直白：清政府数以万计大小官僚“他无所事，而惟以制造革命党为事。政治腐败者，实制造革命党之主品也。”（梁启超：《现政府与革命党》）。

　　但这些只是晚清宣统政改死局的表象。

　　比如奕劻，此前在甲午战争、戊戌政变、庚子事变中，都表现出了不亚于恭亲王奕的开明姿态和政治远见，因此在宣统政改中仍被国人寄予厚望。可是，这样一位皇族核心，却在宣统政改中毫不掩饰地高调贪腐。更荒唐的是，奕劻如此做派却“圣眷不衰”，自己得了“铁帽子”之外，妻妾中还封了6位“福晋”，超出了清制亲王只能封5位福晋的限额。

　　后世有史家认为，奕劻只是刻意在展示自己的胸无大志以自保。如是，一场本以建立高效廉洁政府为目的的改革，却不得不倚重一位巨贪；而巨贪本人只是以自污求自保，这种背后的体制性荒谬，正是宣统政改与生俱来、难以自清的胎毒。

　　祸根早埋

　　较之隆裕太后的一味哭诉，史官出身的恽毓鼎显然要看得深些：“乱亡之祸，早伏于十年之前。”

　　他所指的祸根，是慈禧太后在义和团举事、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之后的懈怠。由于职业原因，恽毓鼎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慈禧、光绪及朝廷大臣的言行。他觉得，慈禧太后是鉴于义和团之乱祸起宫闱，此后便“遇事一意脱卸，唯求及身幸免”，再也没有长远的战略构想。

　　至于光绪帝继承人，恽毓鼎认为，慈禧一心考虑的是，如何使得庚子拳变、戊戌政变两事不成为自己被人攻击清算的口实，这才指定了三岁的溥仪，以便继续把持权柄。

　　溥仪祖父老醇亲王奕譞是咸丰帝胞弟，当年在协助慈禧清除肃顺一党立下大功，后又协助慈禧成功罢黜恭亲王奕，是为“以醇代恭”。深得慈禧信任。溥仪祖母叶赫那拉氏，则是慈禧太后之妹；溥仪母亲瓜尔佳氏，又是慈禧宠臣荣禄的女儿，也是慈禧养女。

　　也就是说，溥仪是慈禧心腹的外孙、养女的儿子。而同时被封为摄政王的溥仪之父载沣，则是一个柔弱怯懦之人，连胞弟载涛都觉得这个兄长“只可做个升平王爵”。

　　慈禧关注的是个人权力，载沣则是庸才，以至于清政府“愈来愈无力去构思或立志去进行重大的社会变革，更不用说去实践这样的变革了。”（苏全有《论清末清军的国家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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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禧是在自己去世前两天（1908年11月13日），才忽然召溥仪“入宫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的，商议立储时，军机大臣认为内忧外患之际，当立年长之人，慈禧太后听后勃然大怒。

　　第二天，光绪帝去世。当晚，载沣及诸军机大臣奉召入宫，面承慈禧懿旨宣布由溥仪继承皇位。同时还宣布“所有军国政事，悉秉予之训示裁度施行”，等皇帝长大了再亲政，这与当年慈禧在光绪继位时的口吻如出一辙。

　　最初载沣接到立溥仪为储、而自己封摄政王的懿旨时，曾极力推托，“叩辞至再”。这并非虚言，载沣一家有真实的恐惧：哥哥载湉（即光绪）被慈禧选中当皇帝后的命运，就在眼前。

　　确定后仅仅一天，慈禧在午饭后忽然长时间昏迷，醒来后自知不起，这才宣布“此后国政即完全交付监国摄政王”。

　　作为传统史官，恽毓鼎觉得，没有比“父监子国，君为虚位”更违背纲常名分的体制了。载沣的政治才干也的确有限，一上台就罢免了汉人实力派袁世凯，兄弟三人代表皇族核心大抓军权，导致满清皇族与汉臣、与地方督抚矛盾激化。

　　1909年，张之洞提醒载沣“如不顾舆情，恐怕要激起民变。”载沣却说：“有兵在，还怕什么民变。”张愤然：“国家养兵，岂是用来打老百姓的？”两人不欢而散。张之洞一回头咳了口血，长叹道：“不意闻亡国之言！”第二天就告病不再上朝了。一个月后张之洞去世，临终前长叹“国运尽矣”。（《张文襄公年谱》，胡钧主编，台湾文海出版社）

　　载沣之外，恽毓鼎又历数主政诸满清贵戚的不堪，奕劻老迈贪婪，载泽愚昧刚愎，载洵载涛幼稚好惹是非……而这些人都“借中央集权之名，为网利营私之计”……恽毓鼎最后总结称，清朝“其绝必有处”，并且，即便没有革命党，也会有其他人来为大清掘墓。

　　亡国三妖

　　中枢之外，恽毓鼎还认为东洋留学生、新军、资政院咨议局是“亡国三妖”，而东洋留学生渗透新军操控咨议局鼓吹共和、革命，被他称之为“诸魔之母”。

　　连同与派遣留学生有密切关联的“废科举”在内，这些被后人颇多肯定的“晚清新政”主要举措，在他看来“举中国二千年之旧制，列圣祖二百年之成法，痛与划除”，破坏了祖宗成法，这才导致整个国家大乱，“无事不纷更，无人不徇私”。

　　事实是，清政府积极在旧体制中培育新事物，如派送东洋留学生、编练新军，其最初目的，是在“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中维护自身政权的存续。同时却在最根本的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犹犹豫豫，徘徊不前。

　　然而，无论是言必称民主、革命的东洋留学生，还是一反绿营之糜烂、具备相当战斗力的新军，都充满了近代化的崭新气息，显然都与颟顸老朽的大清王朝格格不入，而清廷中枢，亦无力驾驭这些完全不在数千年帝制中国思维方式之内的新事物。

　　如派遣东洋留学生，最初由张之洞在《劝学篇》中首倡，既有自强维新之目的，又有消弭革命之念想。但这些留学生很快成为大清政府最激烈的反对者。如黄兴回国后即在湖北演讲，热烈鼓吹革命，并散发被张之洞称为“大逆不道”的小册子。张闻讯大怒，将黄兴驱逐出鄂。

　　因为张之洞首倡，所以他主政湖北期间，湖北的留日学生为全国最多，而最终辛亥革命恰恰爆发于湖北省城武昌。以致张之洞的幕僚辜鸿铭说，“民国成立，系孙中山与张香涛（张之洞号）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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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新军，原系清政府在甲午、庚子惨败后，不惜一切代价打造的近代化军事力量，本意在抵御外侮。但它同样没来得及发挥作用，就倒戈相向了。

　　颟顸急躁

　　在整体革新推进缓慢的同时，清政府又有急躁冒进的一面。这在恽毓鼎强烈指责的新军建设、教育改革两方面都有体现：一方面，清政府对于新军建设的危险和艰巨性估计不足，裁汰旧军迅速而坚决；另一方面，在1905年废除科举之后，普设新式学堂，迅速扩大留学生派遣规模，以填补传统教育的空白。

　　“终止科举制度的行为，斩断了两千多年来经过许多步骤而加强起来的社会整合制度的根基。……舵手在获得一个新的罗盘以前就抛弃了旧的，遂使社会之船驶入一个盲目漂流的时代。”（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恽毓鼎的反思，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正如亨廷顿所说的，成功地领导改革的政府，不仅能够创制政策，由国家来采取行动促进政治和经济改革，同时还应当能够成功地同化现代化所造成的获得了新的社会意识的各种社会力量。

　　但对清政府而言，恰恰是革新学制和奖励游学培养的新型知识分子，用他们的新思想、新价值观，在进入新军后做了大清王朝的掘墓人。

　　恽毓鼎还预判了新军失控倒戈的更深远后果：“五代骄兵之祸，将见于共和世界。”美国军事史专家拉尔夫·鲍威尔认为，辛亥革命很大程度上是一次陆军叛变，假如现代化的军队忠于朝廷，武昌起义是可以扑灭的。王朝的覆灭虽然早露迹象，但朝廷却是因建立陆军而自掘坟墓——正是华南与华中的各镇新军成了革命党人的核心武力。

　　然后，由于军队职能转向对内，在辛亥革命后形成了武人至上的社会。

　　更可怕的是，军阀割据混战造成农民普遍赤贫，这又制造了再次革命的土壤。而即便没有再次革命，近代社会以后，由于以单纯武力作后盾支撑的军阀政治不能持久，因此它的重归统一，最终仍需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来完成。

　　立宪变味

　　被恽毓鼎与留学生、新军并举的资政院咨议局，最初则是宣称为“预备立宪”而设，因涉及国体根本的变革，曾被许多士绅、尤其是立宪派寄予厚望。

　　恽毓鼎始终认为中国必须实行君主制，侈谈维新必然亡国。

　　宣统朝完全变味、导致政治混乱的预备立宪，以及议员群体本身的良莠不齐、成了恽毓鼎指责立宪亡国的最强烈理由。比如1911年底，正值大清风雨飘摇之际，却有资政院议员提案要求改用阳历，恽毓鼎在日记中指其为“惑民观听，是无故而搅混水。”

　　同时，在辛亥革命后的南北和议中，资政院力主停战，恽毓鼎认为这除了造成内部争论不休、拖政府后腿之外，对南方革命党却没有任何约束力，于是大清就只能“束手而亡”。

　　实际上，从1905年开始的清末立宪，一度曾是清末社会各界的基本政治愿景。到日俄战争以日本战胜俄国结束，人们更清楚地看到日本对俄国的体制优胜，于是认为“惟有宪政才能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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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慈禧的“五不议”——军机处不议、八旗事不议、内务府事不议、翰林院不议、太监事不议，使得预备立宪几成画饼，一些激进人士，由此对清廷彻底失望后，便转向了革命。

　　1909年3月，载沣重申预备立宪，在中央成立资政院，在地方各省则成立咨议局，还成立了第一届责任内阁，然而待内阁人选宣布，舆论大哗：新内阁13人中，汉族4人，满族9人，满人中皇族又占5人，这完全就是“皇族内阁”。

　　公愤之下，各省咨议局竞相上书弹劾内阁，皇族成为众矢之的。而原本指望从新政中分享权力的立宪派，也就此彻底失望，部分人甚至倒向了交织着民族主义情绪的革命。

　　由此，晚清社会中温和、理性宪政主义精神逐渐流逝。整个社会，包括本来最稳健的立宪派迅速地激进化。而激进化的立宪诉求，又促使掌权者以及像恽毓鼎这样的保守派在社会控制方面转向激进化。此时，日渐失去理性、情绪激烈的社会所关注的，就不再是宪政转型，而是政权之更替——也就是革命。

　　不出五十年

　　恽毓鼎的反思便止于“亡国三妖”，然而清末种种荒谬纷乱，终究仍只是一出时代变更大戏的前台闹剧。其背后当有更幽深的历史因果规律。

　　从现存文献考证，第一个准确预见清朝灭亡、并窥见大势由来及进程脉络的，是曾国藩手下最受器重的幕僚、常熟才子赵烈文。

　　曾国藩等一干人不懈努力，才有晚清“同治中兴”，一片欢呼盛赞中，很少有人质疑大清的龙旗到底能打多久，但曾国藩却意识到了朝野上下潜伏着的无尽危机。只是，彼时曾国藩仍然认为，通过一些努力能挽危厦于将倾。

　　然而赵烈文不这么看。在《能静居日记》中，赵烈文详记了与曾国藩的一次重要谈话：1867年7月21日，他预言清朝不出五十年必亡。

　　当晚，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忧心忡忡地与赵烈文谈到，京城街头乞丐成群，而且不时有明火执仗公然打劫，治安形势严重恶化，然后问赵：“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

　　赵烈文回答说，天下治安一统已久，必定会再次分裂。无非是目前主政者尚有威权，且高层也还没有“抽心一烂”，所以暂时不会出现分崩离析的局面。

　　但他话锋一转：“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尔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这也就是说，今后必定出现朝廷先垮台，然后地方各自为政、割据分裂的局面；他还进一步判断，国家到形成这种局面，大概不出五十年。

　　曾国藩很诧异，又问，有没有可能再次出现中国历史上的政权南迁、分治局面？

　　赵烈文则明确回答，清政府已不可能像东晋、南宋那样了，恐将彻底灭亡。

　　此后，曾国藩、赵烈文分别于1872年和1894年去世，未能亲见预言成真。而晚清遗老恽毓鼎，却在人生的最后阶段里，不仅见证了大清末日，更见证了赵烈文所言的“方州无主，人自为政”。

　　恽毓鼎去世于1917年，身后留下了一部近一百二十万字的日记，自光绪朝至民国三十余年，中枢变乱、时代风起云动，乃至个人心路历程，无不纤毫毕现。

　　反思大清覆亡之后，恽毓鼎在当晚的日记中还声称从此再不讨论时局。然而，有趣的是，此后其思想却日趋开明，民初梁启超重登政治舞台后，恽毓鼎与梁启超之间往来频繁，关系密切，先是在思想上靠近梁启超，继而在行动上接近梁启超，在历史转型时刻，在人生的最后岁月里，这位晚清遗老终究一脚跨进了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