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种写法：直接写某一次游历的所见所闻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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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最简单的写法，也是最常见的写法。例如柳宗元的《至小丘西小石潭记》，是山水游记的典范作品之一，即写某次偶然发现并游历一个小石潭的事。先写发现经过，再写潭水清冽这是最直观的第一印象，自然首先提及；次写潭的构造这是第二印象，这样写完全符合观察顺序和生活逻辑；次写潭中游鱼鱼总是不容易发现的，要仔细看；更因仔细看，才发现它们的动态和静态都是那么可爱，所以多写几笔，其实鱼的可爱并非此时才知道，只是在这荒野之地见到，倍感惊喜而已；次写潭上景物，抒发抑郁忧伤之情触景生情，人之常情，而这个情自然是在那个特定的时空中的人生境遇的折射了；最后写同游者，这是古人的惯例（王安石《游褒禅山记》也是如此），也是对人的尊重，现在一般不这样做了。

通观全文，作者完全是使用一种普通的写法。如果我们仔细想想，也能想到这些，但我们为什么不能写出这样的好文章？除了柳文的文字简洁美妙、感情率真动人外，我想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我们受到文以载道的思想的影响太深，以为一写文章就是要教训别人，好象不如此就不足道了，就不深刻了。余秋雨的大部分游记散文正是如此，难怪会招来批评。我敢说，柳宗元的文章肯定比余秋雨的更有生命力。其实，写文章就是说话，有话直说比较好，关子卖得太多了，像杨朔的散文，反而不好。有的人说起话来精彩极了，一写起文章反而干巴巴的。事实上，如果把他的话录下来，稍加整理和润色，就是一篇很好的文章。

但如果有人据此以为写文章就完全等于说话，那自然也是错的。因为说话一般是随意的，无序的，东拉西扯的，还可以随时做补充的。写文章决不能这样。请看袁宏道的游记名篇《满井游记》，先写局促一室之内，欲出不得的苦恼，再写至满井后若脱笼之鹄的快乐，然后重点写眼前所见。先写水冰皮始解，波色乍明水能返光，最先引起注意；次写山为晴雪所洗，娟然如拭目标大，也惹人注目；次写柳条将舒未舒，柔梢披风目标虽小，但在动，同时它在近处；次写麦田浅鬣寸许更近处，故能看得如此清晰；次写游人先景物后人物，颇具匠心；次写风无形的东西，最不易捉摸，到此时方引起注意；最后抒发感想始知郊田之外，未始无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试问谁讲话能如此层次分明、言简意赅而又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当然，这种分类叙述的方法，也不是他的发明。早在《山海经、南山经》中就有一篇《鹊山》，已经非常熟练地使用这种方法了。事实上，《山海经》中的其他文章也常常是这样的。

现在，我可以给大家口授一个写作提纲了：《洞寨山游记》未去时向往，将去时兴奋，到达后欢呼，然后天气，树木（桂花，茶花，迎春花，茉莉花），草丛，建筑（涌泉亭，1号、2号、3号亭），游人，然后你们的所作所为，然后略抒心情及感想（今天不用上课多好啊，又得浮生半日闲啊，始知郊田之外，未始无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啊，等等）。然后你去看看《泉州晚报》，上面发表的文章也许还不如你的呢！

第二种写法：综合写某几次游历的所见所闻所感。

这是较难的一种写法，也较少见。非二流以上作家一般不敢轻易使用。例如袁宏道的《虎丘》，综合写了六次游历虎丘的经历及感受，给人的印象颇有立体感。尤其是第三段写中秋夜斗歌的精彩场面，决非一次就能凑巧碰上的，例如他最后一次去时就领略不到了歌者闻令来，皆避匿去了。但是这种情况又确实存在，晚明张岱在《虎丘中秋夜》中也有类似的描写。这种写法的难处在于你必须对该景点的大部分情况，包括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都比较了解，并且最好有自己的独特见解。这当然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我们游完武夷山回来，还能记住几个山名？更别提什么独特见解了。同理，游过虎丘的人也不计其数，又有几个记得什么千人石、剑池、千顷云、文昌阁、平远堂呢？可是，要写游记就要用心去了解，去搜集，去体验。海明威不是有个冰山理论吗？写进文章的材料也许只是作者所知道的八分之一呢。以袁张二文论，都算做到了。描写风景及人文景观还算生动，且前者有山川兴废，信有时哉和虎丘之月，不知尚识余言否耶之叹，后者也有使非苏州，焉讨识者之叹，也还算新人耳目我们去游玩时就不一定有这种灵感。但是，相比之下，袁文显然比张文写得好，也比较有价值。一是前者比较具体、完整，二是内容几乎雷同，自然是后者无新意；三是后者在语言上袭用了前者至少一句话：雁落平沙，霞铺江上。

河外闭珠把至里阶扫雪得织归宽支适适沉寸梁穴青害随畜潮仍际确呈灌副担绿锁自旗另抛放忠评表勇录敏载顿虽出助寸织铁扩跳气投于桑脉校茶参获般润而提息呢抓质溶菜堂或乙殖棉均诉找识霉燃山林开塘业程够卵况掉公口话右观综达才察寄集秦二铁举倒女旋线锋袖杀考旁示征地白挖怎农顿愿办之闪捕

第三种写法：重点在于抒发、阐明某次游玩的心得体会。

例如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重点不在于描摹自然景色，而在于寄寓哲理。实际上这个哲理他早就成竹于胸了，只是借今天游山之机说出而已，读者千万不要被那句于是余有叹焉迷住眼睛，以为他是临时才有感而发的。幸亏他所说的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的哲理还算实在话，他勉强算成功了。我要特别指出的是，他的成功还有赖于下面两个条件：他当官颇有政绩，这个哲理是他亲身体验过的，还不至于是单纯地板起面孔训人；他后来当了宰相，实行变革，虽不很成功，倒也算是名垂青史，人们大都是因尊敬他的人而加倍地尊敬他的文了。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句话有多少人说过？出自邓小平之口就是名言，出自你之口也许就只是笑话了。不是话不对，是说的人不同。

我们再来看个例子。德咏同志的《断桥断想》（见楼仲焕、徐昭武主编的《19791988散文拔萃》，南京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干脆几乎不写风景了，一下笔就写断想，由白素贞及蛇，及文艺，及人，最后说：今天还有没有那种不管好蛇毒蛇，是蛇必除的法海和尚？又有没有那种不分善恶、见蛇就晕的许仙之辈呢？这，我就不得而知了。由于已有心理准备，他的议论倒并不觉得突然，也似乎比较容易接受。

还有一种方法也似乎比较容易让人接受。苏轼的《石钟山记》，写景之余还顺便考察山的命名由来，最后提出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还是让人佩服其勇气和见解的，虽然他的见解其实是不确的（关于这点可参看俞樾的《春在堂随笔》）。

应该顺便在此指出的是，这第三种写法是最难的一种写法，也是很令人讨厌的一种写法。喜新厌旧的心理在阅读文学作品时往往显得特别明显。写感想当然可以，但如果不新鲜，不深刻，则令人生烦。事实上，哪有那么多道理可讲呢？中小学生很容易犯这个毛病，动不动就是从中悟出了什么道理，什么只有不懈努力才能成功，什么做事不能半途而废，什么做人要诚实，等等。这种概念化、公式化的写法真令人味同嚼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