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8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发出通知，这位英国生物学家和另一位日本生物学家山中伸弥，共同获得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可在面对镜头的时候，这位79岁的老人却把一张中学成绩报告单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在这张已经发黄的纸片上可以看到，63年前，这位生物学最高奖项的得主在生物课上排名全班倒数第一，并且被授课老师评价为“非常愚蠢”。

老师评价：“非常愚蠢”

“这是灾难性的一学期。他的工作离令人满意还差得很远……他的各项表现都非常糟糕，很多时候他都处在麻烦中，因为他根本不听劝告，只坚持用自己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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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格登想要成为一名科学家，但从他的表现来看，这个想法简直是痴人说梦……无论对于格登本人以及教育他的老师，（让他学习生物学）都是在完完全全地浪费时间。”

从那张成绩报告单的评语中，人们几乎可以想见这位诺奖得主当时令老师气急败坏的模样。那是1949年的夏季学期，550分的满分，格登只得到231分，相当于百分制里的42分。而他的名次，在全班18名学生中，排名倒数第一。

15岁那年，在伊顿公学全年级250名男生中，格登的生物课成绩同样排名最末。63年后的今天，他却被评为全世界最聪明的人之一，与日本科学家山中伸弥共同分享生物学研究的最高荣誉，以及800万瑞典克朗（折合人民币753万元）的奖金。

瑞典皇家科学院毫不吝啬对格登的最高评价。他们在发布的获奖评语中说，格登的研究成果“革命性地改变了我们对细胞和组织发育的认知”。

这位差生的回击始自1962年。当时，距离老师的严苛评语已经过去了13年，他不仅没被吓倒，反而在牛津大学拿到了生物学博士的学位。在博士后的研究中，他完成了一个著名的实验：把一只成年青蛙的体细胞核，移植到另一只青蛙的卵细胞里。这个全新的细胞，经过孵化、发育，最终变成一只完整的、发育完全的青蛙。

多年后，人们评价说，这一实验震惊了整个生物界，也“颠覆了人们对细胞发育的传统教条认知”。

这一成果为之后的细胞编程研究指明了方向。在此基础上，1996年，著名的克隆羊“多利”得以诞生。很长的时间里，格登都被称为克隆技术的“教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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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逆基因

在蜂拥而来的记者面前，格登很喜欢回忆起自己15岁那年受到的“屈辱”。他还记得那位名叫加德姆的老师——他专门解释说，加德姆并不是个真正的老师，他的真实职业，是一家博物馆馆长。当时，格登所在的中学伊顿公学，聘请他来向低年级的学生教授基础课程。

在那个“灾难性”的学期过后，格登的生物课成绩是“垫底中的垫底”。老师在评语中毫不掩饰地建议他，放弃学习生物的想法。

不过，在格登的母亲看来，自己的儿子当年早已迷上了生物学。中学期间，格登前后养了上千条毛毛虫，并且等它们一一孵化成飞蛾，这让他的老师非常厌恶。

“我对这些东西就是非常着迷，它们好像有魔力似的吸引着我。”格登说。

但他的人生轨迹的确差一点与科学擦肩而过。他的父亲希望他当兵，或者学习金融，而格登报考了牛津大学古典文学专业。如今，格登解释说，当时中学实验课上的失败的确令他心灰意冷，垂头丧气。

不过，在一番混乱的招生工作之后，阴差阳错地，格登进入了牛津大学动物学系。

他的人生开始向科学一路前进。很长时间，他都在研究一种来自南非的非洲爪蟾蜍；博士后研究期间，他开始关注“细胞核移植”，并且终其一生都为此深深着迷。

即便在这个时候，“差生”的叛逆基因依旧在不时闪烁。当时，格登试图证明，细胞在分化成不同的组织器官之后，并没有丢掉那些“没用上”的遗传信息。他的观点一直充满争议，因为在此之前，已经有不少研究证明了截然相反的结论。

我只是一个研究生，那些人却是比我资深很多的前辈。”格登说。

同时，很多人也不明白这一研究的意义，因为在当时看来，这个结论没有任何价值。直到半个世纪后，随着克隆技术和干细胞治疗技术的发展，人们才真正体会到了这一研究的开创性意义，“它让基本的科学研究看到了光亮”。

随着时间的推移，质疑慢慢消失，赞誉开始扑面而来。1989年，56岁的格登参与创办了维康信托基金会和CRC研究所，前者用于资助生物医学领域的科研工作，后者则致力于细胞生物学和攻克癌症方面的研究。

如今，格登的CRC研究所已经更名为格登研究所。在这个以他姓氏命名的机构里，除了实验器材、研究资料，那张中学时代的成绩报告单，也被装裱起来，悬挂在他办公桌的正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