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说话讲究辞令，写文章讲究文采，其中很有道理。子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是十分中肯的意见。一部《论语》，不但是儒家思想学问所在，其语言之精炼、优美、含蓄，堪称古文学典范。

思想和学问的传播，要靠富有文采的文章。不仅孔子如此，先秦诸子无不如此。不过有的人不像孔子那样公开讲出来，有的人甚至还在口头上轻视文采，而实际上十分重视文采。最突出的莫过于庄子，他口头上说不要“文章”和“采色”，实际他的文章是先秦著作中非常富有文采的。有人爱读《庄子》，不见得都是庄子思想的信徒，往往是为文章所吸引。正因为文章足以动人，其思想也就易于传播。“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道理庄子也懂。

后世学者，大多都很重视文章，讲究文采。很多历史学家、哲学家、科学家，往往也即是文学家。我喜欢读《史记》，就是从欣赏文章的角度出发的。其他，像《文心雕龙》、《水经注》、《洛阳伽蓝记》都是富有文采的。但是自从文学与其他学科分道扬镳以来，有些非文学作品的作者对于文采便有所忽视。宋代以下，甚至有“作文害道”一说。清代某些主张经世致用的学者，亦有忽视文采的倾向。在今天，有些人写文章也不太重视文采，只有抽象的道理，缺少具体的形象，只有甲乙丙丁的描述，没有鲜明生动的论证，效果当然不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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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文章怎么写才算有文采呢?看法因人而异。个人认为，好文章应具有下列特征：

首先，要有形象性。

文章(即使是枯燥的理论文章)具有形象性，在中国是具有历史传统的。再从《论语》和《庄子》谈起。这两部书之所以有文采，首先是因为富有形象性，和一般只有抽象理论的文章不同。其形象感染力有时超过逻辑说服力。《论语》一书，就其内容来说，大部分是说教，但却不是板起面孔说教，而是在谈笑中达到说教的目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合昼夜!’”“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也!”不是在抽象的讲道理吧?其中最耐人寻味的莫过于《先进篇》：《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一章，“(曾皙)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兮，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曾皙说，几个人暮春时候到沂水洗个澡，在舞雩吹吹风，孔子表示赞许。曾皙表面虽不讲治国大道理，实质却描述了一幅天下太平的景象。一种社会理想和政治抱负，一番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就从这幅画面中透露出来。有哲理，亦有诗情画意，言有尽而意无穷。至于《庄子》，更富于形象性。“南溟”、“北海”、“野马”、“尘埃”、“佝偻成蜩”、“蝴蝶入梦”，于无尽想象中描绘无穷景象。其中《秋水篇》庄子和惠子游于濠梁之上一段;“庄子曰：‘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把抽象的逻辑道理用生动的画面表达出来，给人的印象是深刻的，对人的感染是强烈的。撇开思想内容上的是非不论，庄子文章的逻辑说服力往往和形象感染力紧密结合，这是极高的语言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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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和《庄子》是先秦文章的典范，对后世有不小的影响。如魏晋时代，文人清谈，以《老子》、《庄子》、《论语》等书为经典，语言都很生动。其记载于《世说新语》的，都富于形象色彩，令人读了感到意味无穷。但魏晋以下，各种体裁文章界限划分愈加明显，文笔(六朝时有文、笔之分，有韵者为文，无韵者为笔)的分别出现了，骈散的要求也不同了。文章往往不再讲求形象性，以致出现了一些“言之无文”的文章。

在今天，写文章应该继承前一种传统。鲁迅的文章常常是有血有肉、富有形象的。杂文如此，《白莽作〈孩儿塔〉序》里，鲁迅评论作品意义时，就写下下面一段话：“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过去读这篇文章，读到这个字，都是跳过不读。此次为写本文，翻遍《现代汉语词典》方知此字读：dao，去声。八戒注)，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园热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这批评文章本身就是诗的语言啊。小说也莫不如是，关于鲁迅小说的描写手法过后还会有另一专门文章进行阐述，这里不再详加介绍。

《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孔兴公作天台赋成，以示范荣期，云：卿试掷地，要作金石声!”六朝人吟诗作赋，比前代更重视声音之美，所以孔兴公有这样自负的话。其实六朝以来，不只诗赋讲究声音，散文也讲究声音，骈体就是这个倾向发展的结果。当时很多文章读起来琅琅上口，形成一代文风特色。当然，声音讲究到极致，就成为文章的桎梏，导致“文多拘忌，伤其真美(见《诗品》)”。诗歌尚且不可过于拘忌，何况散文?骈四骊六的形式绝对不可。韩愈“文起八代之衰”，确是有其功劳。但其高明之处还在于他虽反对骈体桎梏，却没有把文章声音之美一概否定。《答李翊书》中：“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他反对人为的音节，提倡以气为主的自然音节。唐宋文家一般都重视声音之美，欧阳修的文章，使人读了有“一唱三叹”的感受，也就是具有声音之美的缘故。

文章要讲究声音，以便于朗读，使句子长短适度，声调抑扬铿锵，有助于打动读者，古来脍炙人口的名篇，内容未必十分高明，声音却是非常讲究。

当然，文章讲究声音之美，决不是单纯追求形式，而是为了效果。而且，不论骈文或者散文，过分注重声音，都会“失其真美”，桐城派某些文章读来琅琅，格调却不高，原因在此。不过“桐城谬种”固然要反对，却不能走向另一极端即根本忽视声音。现在某些文章，就思想内容来说，非古时可比，但传颂于世的不多，读不响是重要原因。

再次，最好带有感情。

这方面梁启超说得好：“笔锋常带情感”。文章要打动人心，就应该带有感情。抒情类文章自不在话下，说理文章也应如此。现在有一种成见，说理与抒情不能并存。其实不然，《论语》、《孟子》固是如此。再揪出《庄子》作例子，《徐无鬼篇》一段：“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顾谓从者曰：‘郢人垭慢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斫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尽其垭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闻之，召石匠曰：“尝试为寡人为之。”匠石曰：“臣则常能斫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语言之矣”。鼻端一点白粉，抡起斧头砍去，白粉去而鼻不受伤，这是匠石技术高超。但也需要有郢人那样沉着的对象跟他合作才行。郢人已死，匠石技术就无从施展了。庄子善讲道理，但惠子一死，他就失去了辩论的对象，于是无限感伤。旨在说理，却似叙事，似叙事，又抒情，兼而有之。而且情在理中，不言而喻。寥寥数语，一篇《思旧赋》跃然纸上，说理抒情相辅相成、完美统一。

清代某些学者写文章，往往只要考据而不要辞章，只要科学性而不要感染力。这种文风影响了后来一批人。但顾亭林、全谢山的著作以及章太炎早期著作就不尽如此，鲁迅更不是这样。他的文章“笔锋常带情感”，哪怕一篇序文，两句感叹，也是热情洋溢的。噢，还有毛泽东，他在谈自己的情感变化时，感情深厚，说来娓娓动听，如话家常。他们的文章，是应该仔细揣摩、认真体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