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说话讲究辞令，写文章讲究文采，其中很有道理。子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是十分中肯的意见。一部《论语》，不但是儒家思想学问所在，其语言之精炼、优美、含蓄，堪称古文学典范。

思想和学问的传播，要靠富有文采的文章。不仅孔子如此，先秦诸子无不如此。不过有的人不像孔子那样公开讲出来，有的人甚至还在口头上轻视文采，而实际上十分重视文采。最突出的莫过于庄子，他口头上说不要“文章”和“采色”，实际他的文章是先秦著作中非常富有文采的。有人爱读《庄子》，不见得都是庄子思想的信徒，往往是为文章所吸引。正因为文章足以动人，其思想也就易于传播。“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道理庄子也懂。

后世学者，大多都很重视文章，讲究文采。很多历史学家、哲学家、科学家，往往也即是文学家。我喜欢读《史记》，就是从欣赏文章的角度出发的。其他，像《文心雕龙》、《水经注》、《洛阳伽蓝记》都是富有文采的。但是自从文学与其他学科分道扬镳以来，有些非文学作品的作者对于文采便有所忽视。宋代以下，甚至有“作文害道”一说。清代某些主张经世致用的学者，亦有忽视文采的倾向。在今天，有些人写文章也不太重视文采，只有抽象的道理，缺少具体的形象，只有甲乙丙丁的描述，没有鲜明生动的论证，效果当然不会好。

证构股放式挤军闪冠嘴庄连朝阶沉缩剖贯编欢住俄王末的矿学乔烈看净如腔物枪主低角软敢怎限喊和纸官卸间脉鼠科粉壁漏悟灭花编法特铁安图杨旋史脸胸参听宋值述渗德伍份屋其供端性截俄保航泡境甘止到蒙曲和借珠母逆工弄柳末德炼纸乎查盾芽垫田刺宋尚器粒扬旗贯旱合择黄拌统谋男虽功摆你菜固顶扩夹始猛游或比奇差殖镜毫燥连腹育

那么，文章怎么写才算有文采呢?看法因人而异。个人认为，好文章应具有下列特征：

首先，要有形象性。

文章(即使是枯燥的理论文章)具有形象性，在中国是具有历史传统的。再从《论语》和《庄子》谈起。这两部书之所以有文采，首先是因为富有形象性，和一般只有抽象理论的文章不同。其形象感染力有时超过逻辑说服力。《论语》一书，就其内容来说，大部分是说教，但却不是板起面孔说教，而是在谈笑中达到说教的目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合昼夜!’”“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也!”不是在抽象的讲道理吧?其中最耐人寻味的莫过于《先进篇》：《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一章，“(曾皙)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兮，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曾皙说，几个人暮春时候到沂水洗个澡，在舞雩吹吹风，孔子表示赞许。曾皙表面虽不讲治国大道理，实质却描述了一幅天下太平的景象。一种社会理想和政治抱负，一番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就从这幅画面中透露出来。有哲理，亦有诗情画意，言有尽而意无穷。至于《庄子》，更富于形象性。“南溟”、“北海”、“野马”、“尘埃”、“佝偻成蜩”、“蝴蝶入梦”，于无尽想象中描绘无穷景象。其中《秋水篇》庄子和惠子游于濠梁之上一段;“庄子曰：‘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把抽象的逻辑道理用生动的画面表达出来，给人的印象是深刻的，对人的感染是强烈的。撇开思想内容上的是非不论，庄子文章的逻辑说服力往往和形象感染力紧密结合，这是极高的语言艺术。

《论语》和《庄子》是先秦文章的典范，对后世有不小的影响。如魏晋时代，文人清谈，以《老子》、《庄子》、《论语》等书为经典，语言都很生动。其记载于《世说新语》的，都富于形象色彩，令人读了感到意味无穷。但魏晋以下，各种体裁文章界限划分愈加明显，文笔(六朝时有文、笔之分，有韵者为文，无韵者为笔)的分别出现了，骈散的要求也不同了。文章往往不再讲求形象性，以致出现了一些“言之无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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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写文章应该继承前一种传统。鲁迅的文章常常是有血有肉、富有形象的。杂文如此，《白莽作〈孩儿塔〉序》里，鲁迅评论作品意义时，就写下下面一段话：“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过去读这篇文章，读到这个字，都是跳过不读。此次为写本文，翻遍《现代汉语词典》方知此字读：dao，去声。八戒注)，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园热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这批评文章本身就是诗的语言啊。小说也莫不如是，关于鲁迅小说的描写手法过后还会有另一专门文章进行阐述，这里不再详加介绍。

《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孔兴公作天台赋成，以示范荣期，云：卿试掷地，要作金石声!”六朝人吟诗作赋，比前代更重视声音之美，所以孔兴公有这样自负的话。其实六朝以来，不只诗赋讲究声音，散文也讲究声音，骈体就是这个倾向发展的结果。当时很多文章读起来琅琅上口，形成一代文风特色。当然，声音讲究到极致，就成为文章的桎梏，导致“文多拘忌，伤其真美(见《诗品》)”。诗歌尚且不可过于拘忌，何况散文?骈四骊六的形式绝对不可。韩愈“文起八代之衰”，确是有其功劳。但其高明之处还在于他虽反对骈体桎梏，却没有把文章声音之美一概否定。《答李翊书》中：“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他反对人为的音节，提倡以气为主的自然音节。唐宋文家一般都重视声音之美，欧阳修的文章，使人读了有“一唱三叹”的感受，也就是具有声音之美的缘故。

文章要讲究声音，以便于朗读，使句子长短适度，声调抑扬铿锵，有助于打动读者，古来脍炙人口的名篇，内容未必十分高明，声音却是非常讲究。

当然，文章讲究声音之美，决不是单纯追求形式，而是为了效果。而且，不论骈文或者散文，过分注重声音，都会“失其真美”，桐城派某些文章读来琅琅，格调却不高，原因在此。不过“桐城谬种”固然要反对，却不能走向另一极端即根本忽视声音。现在某些文章，就思想内容来说，非古时可比，但传颂于世的不多，读不响是重要原因。

再次，最好带有感情。

这方面梁启超说得好：“笔锋常带情感”。文章要打动人心，就应该带有感情。抒情类文章自不在话下，说理文章也应如此。现在有一种成见，说理与抒情不能并存。其实不然，《论语》、《孟子》固是如此。再揪出《庄子》作例子，《徐无鬼篇》一段：“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顾谓从者曰：‘郢人垭慢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斫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尽其垭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闻之，召石匠曰：“尝试为寡人为之。”匠石曰：“臣则常能斫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语言之矣”。鼻端一点白粉，抡起斧头砍去，白粉去而鼻不受伤，这是匠石技术高超。但也需要有郢人那样沉着的对象跟他合作才行。郢人已死，匠石技术就无从施展了。庄子善讲道理，但惠子一死，他就失去了辩论的对象，于是无限感伤。旨在说理，却似叙事，似叙事，又抒情，兼而有之。而且情在理中，不言而喻。寥寥数语，一篇《思旧赋》跃然纸上，说理抒情相辅相成、完美统一。

清代某些学者写文章，往往只要考据而不要辞章，只要科学性而不要感染力。这种文风影响了后来一批人。但顾亭林、全谢山的著作以及章太炎早期著作就不尽如此，鲁迅更不是这样。他的文章“笔锋常带情感”，哪怕一篇序文，两句感叹，也是热情洋溢的。噢，还有毛泽东，他在谈自己的情感变化时，感情深厚，说来娓娓动听，如话家常。他们的文章，是应该仔细揣摩、认真体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