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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演讲的主题是“古风端午”。

自古名家笔下，就离不开端午。从苏轼“轻汗微微透碧纨，明朝端午浴芳兰。”汤显祖的“独写菖蒲竹叶杯，蓬城芳草踏初回。”再到现代，沈从文不厌其烦地描写湘西茶峒鎮的端午，妇女小孩穿新衣，任何人家都可以吃鱼吃肉，军民自由下水捉鸭子。身体结实、手脚伶俐的小伙子，在潭中练习龙舟的进退。梁实秋《雅舍谈吃》中，则直接将端午叫做粽子节。苏童笔下，祖母在她去世前的那个端午，坐在后门空地上不停地包粽子，几乎堆成了一座粽子山。我们也永远忘不了汪曾祺童年端午的鸭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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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如今过端午节，就连粽子也可有可无了，其他种种，蒲艾难觅、雄黄酒难寻，五毒饼更是只“活”在传说中了。因为时代在飞速进步，端午的这些习俗，现在的我们看来只会觉得毫无意义吧。端午，已成为残章断简中的古风，悄然沉淀在历史的河流中，等着我们某一刻的回望。

中国古代的节日，大多有祈福和驱灾的双重含义，但端午节确凿是以后者为主的。据闻一多的考证，端午起源于上古人类与严酷大自然搏斗，以求生存、争自由的途程中，本是水乡泽国，以龙为图腾的吴越民族举行图腾祭祀的节日，而后，才演变为屈原或伍子胥等忠臣的纪念日。农历五月初五是盛夏的一个“标志点”，蚊蝇滋生，瘟邪生发、疫疠流行，对于医疗条件极差的古人而言，正是容易感染流行病死亡的时节，从《吕氏春秋·仲夏纪》上看，古人把五月视为最不吉利的月份，认为五月是阴阳相争，生死相济的分界，将其称为“恶月”、“凶月”、“毒月”。如果还祝亲友“端午节快乐”，后果会相当严重。

所以，古人很重视这个节气，他们的端午节，从五月初五的凌晨就开始了。天光未亮，一行行的药翁已在绿茸茸的山上采药，衣角早被露水打湿。宋吴自牧的《梦梁录》：“此日采百草或修制药品，以为避瘟疫等用，藏之果有灵验“。百药中尤以端午的艾蒿药效最佳。不只是药翁，寻常百姓也要起早采药“三年之病，求七年之艾。”

孩子们跟着大人去采药草，也是为了辟邪。不过孩子们对那些草比对药更感兴趣。多拔些草，回去和小伙伴们斗草，比谁的花草多，谁的花草罕见。大观园里香菱和别的女孩子们一起斗草，跌脏了石榴裙，还成为《红楼梦》里的一个回目。

曙光初露的时候，家家户户的门窗上已经挂满了艾人、菖蒲。瓶中插了天中五瑞：菖蒲、艾草、石榴花、蒜和龙船花，以辟除不祥。这五瑞还具有除毒虫的功效。俗话说，”善正月，恶五月”，五月毒气重，毒虫开始活动，特别是五种毒虫：”蛇、壁虎、蜈蚣、蝎、蟾蜍，谓之五毒。”幸好一物降一物，这五瑞专门能克制这五毒。

街上，从五月初一开始，就有和尚道士拿着辟邪的符咒沿街走，到了五月初五端午，那些符咒就挂在百姓头上的钗子和发冠上。而粽子自然是端午节不可或缺的食物。主妇们用泡好的糯米、洗好的粽叶，添上些自己和家人喜欢的配料，用竹叶或芦苇叶包好，放锅里蒸熟。这一天，大街小巷都会飘着粽子的清香

皇家过端午要比民间隆重。文物百官在这一天都会放假，皇帝赐宴，在顺应天时、享受世俗生活的乐趣之外，还有加深君臣恩义的意义。如《旧唐书》中写的，”享宴之礼立，则君臣笃。”

《东京梦华录》中记载，皇帝在这一天会赏赐给王公大臣们夏衣、罗衫，因为端午是春装换夏衣的季节。赏赐给后妃和近侍的则是”翠叶、五色葵榴、金丝翠扇、真珠百索、钗符、经筒、香囊、软香龙涎佩带，及紫练、白葛、红蕉之类”。给大臣和贵族的则是”细葛、香罗、蒲丝、艾朵、彩团、 巧粽”。汉朝光武中兴后，又有了赏赐百官乌犀腰带的习俗，腰带，意味着臣子的忠勇。皇帝还常常赏赐百官玳瑁制成的钗子和发冠，和尚道士给的端午日辟邪的符咒，要挑在钗子上或挂在发冠上。宫中用几十个大金瓶，插满端午节的瑞草，庭院中则要挂着辟邪的镜子。”榴花角黍斗时新，今日谁家酒不樽。开笑江湖阻风客，却随蒿艾上朱门。”透过南宋戴复古的《扬州端午呈赵师》这首诗，倒似乎可以看到当时端午节的热闹情景。

中国的“自然”与中国的“人”，就是这样，合成了一套无处不在的精神密码。现在的我们，都在害怕被时代抛弃，但文化的积累，也许正是产生于这一年又一年重复着的仪式中。我们从此种一闪一烁重重叠叠的意象中，能看到古老国族的辉煌而褴褛的整体，头尾分明。那里的人，朝朝暮暮，在无数细节上与自然甘苦与共休戚相关，而那里的“自然”清明而殷勤，亘古如斯地眷顾着，那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