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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写了《悲剧的诞生》

时间: 2019-11-04 | 投稿

疯疯癫癫,胡言乱语,眼和心都几近失眠。这是一步一步走向死亡时的尼采;或者,更准确地说,这是在外人眼里,死亡前的尼采。亲人的眼泪,朋友的忧伤,追随者的扼腕,都集中在了他的身上。在魏玛,这个尼采生命旅程的最后驿站,朋友克雷默为他塑了一尊像,以表现主义的构思,把自己对尼采的理解,一并镌刻在了上。崇敬与叹息,犹如看见一颗强健心灵的破碎。

然而,尼采并不这样认为,也不是这样的感受。他认为,上天让他失去理智,是对他不安份心灵的怜悯;他一直记住,自己写过几本好书;还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清醒时远离的宁静怡然,此时正属于他,这是多么的难能可贵的惬意。他诧异地问盯住他默默流泪的妹妹,“伊丽莎白,你哭什么呢,我们不是很幸福吗?”这就是尼采,带着异类,愤世嫉俗,和发现死亡的使命来到这个世界,在面对属于自己的死亡时的从容自得。仿佛那不是走向坟墓,而是去赶赴一场精神盛宴,一个自己追求已久的心灵归宿。

时间是1900年,或者更早。显然,未曾有丝毫停息的紧张思考,过早地耗尽了尼采的生命资源;与整个时代的道德体系抗争,又使他清高孤傲的心理每每失去平衡;顽疾缠身,不仅击垮了他的身体,更崩溃了他的精神。他发现,这是一个死亡的世界,一切都被扭曲。于是,他绝望了。他说,我的时代还没有到来,我是属于未来的。我的话是说给200年后的耳朵听的。此时,他似乎已在冥冥之中发现,属于自己的死亡即将来临。善解人意的上帝成全了他。在1889年1月,给了他一个机会,让他中风。

记得那天,尼采正在都灵家里,尽情放飞着思绪。100多年后的我,仍不知道他在思考什么。也许,正陶醉在《瞧,这个人》的孤芳自赏中;也许,正想厘清他的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复杂关系;或者,正要准备去给“贵族激进主义”者们讲座。总之,他的思考肯定没有停顿。能够中止他思考的只有病魔。他突然感到两眼昏黑,天旋地转,放飞的思绪如断线的风筝,在一阵乱风的吹打下,飘呀飘。他跌跌撞撞地模索着,赶紧回到自己的阁楼,把一些临死之前才可能涌上心头的思想,揉碎了的思想碎片记录下来。他给布兰戴斯的信的落款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给布克尔哈特和奥弗尔贝克的信,则全是胡言乱语。他常常用双肘在钢琴上不停地胡乱敲打,高歌或嚎啕,表达酒神式的狂喜,人们只好把他送进了疯人院。

不过,此时,死神离尼采还有一段距离;或者说,尼采还没有完成发现死亡的使命,当然也就还不能迎接死亡的光临。中风,疯癫,只是上帝赋予他观照世界,发现死亡的一种特殊方式。为了这个赋予,上帝给了尼采许多关照。

1844年10月15日,尼采出生在德国东部一个新教牧师的家庭。这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时间和环境。这是上帝为尼采的特意精心安排。这一天,恰好是在位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生辰;每到这一天,总是举国欢庆。尼采说,“无论如何,选择那一天做我的生日大有好处。”在这里,尼采用了“选择”二字。我想,在当时条件下,大概没有超声波、人工授精和剖腹产之类。那么,是谁想到了这样的选择,谁能做出这样的选择呢?大概只有上帝。联想到尼采的使命和不平凡的一生,显然,上帝这样做,是有它的用意的。它是要让尼采一出生,就体会到庸常的死亡,伟大的诞生;体会到一种超凡脱俗,不同凡响。就像出生时带出胎衣的弗洛伊德,一生都有一种身为战胜者的信念和激情。尼采曾称,自己是波兰贵族的后裔,虽然并没有什么真凭实据,却显然给了他弗洛伊德式的自信自傲心理。他幼年丧父,家里只有他一个男人,于是,牧师的虔诚与女性的阴柔,构成了他生活的基本环境。他对语言有特别的天赋,精通德语,拉丁语,希腊语,10岁能作曲写诗,14岁以优异成绩毕业,又被学校举荐到有名的普福特学校学习,20岁以全优成绩从这所学校毕业,走进波恩大学,深得导师赏识。

就这样,在尼采成长和前进的道路上,这种远离庸常,与众不同,似乎处处充斥和显现。当尼采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发现庸常死亡后,“随时随地都在驱动着他的,既是他对现今人的不满足,也是他对真正的人,可能的人的渴求与期望”(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尼采看来,一切困惑,困境,西方文化的困境,道德的困境,科学的困境,上帝的困境,现代性的困境,都首先通过人表现出来的。在庸常死亡的眼光下,尼采眼中的人怎么了,或者说发现了什么?他感到不可思义和痛苦不堪的是,西方理性主义对人性的扭曲,使人日益丧失原始生命力;而基督教教议则使人失去了自己和自我。只有智者保持着高蹈和清醒。因此,柏拉图与一般人的区别,比一般人与黑猩猩的区别还大。只有哲学家,艺术家,圣人等精神贵族,才能超越动物本性,成为真正的人,超人。地狱是人的自然状态,超人则离开了自然王国,进入了美丽的天堂。在这里,尼采引来了许多误解,甚至攻击;而这种误解,又更多地产生于语言与文化的习惯差异。超人不过是德文Ubermensch的翻译,直译该是“人之上”的意思。按照尼采的解释,它不过是庸常和停滞的反命题;人类只有克服死亡和僵硬的庸常,超越自我,才能成为超人。显然,尼采讲的人和超人,是一种更高理想的精神境界之别,而非自然属性。尼采以他自己为例,说,“凡我不具备的,就是上帝和美德。”他不仅发现了庸常的死亡,还给它找到了一条救赎的途径。面对同类,尼采似乎表现出了更多的关怀与温情。相反,在道德,科学和上帝面前,尼采就有更多的铁面无情。

尼采发现道德的死亡,是在几乎众叛亲离的漂泊途中。帮助他实现这一发现的触媒,主要有一个人,一脉山,一座教堂。那个人是他的妹妹,他精神和生活的守护者。许是思想的差异,或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她突然离他而去。更令尼采难以接受的是,她嫁给了一个他所憎恶的反犹太份子,后又去巴拉圭建立共产主议根据地。山是阿尔卑斯山,那地方我去过,2002年的欧洲8国之行。正是清丽凉爽的秋季,层林尽染,不是单调的金黄,而是金黄,淡黄,葱郁多种色彩交错,再罩着一片明净的蓝天。翻越阿尔卑斯山正是上午,我们被车窗外的景色所陶醉,自然地停止了一切素的和浑的段子,屏心静气,悠然入定,让身和心消融于谜一样的秋色里。当年尼采到这里,是在遭受了第一次疾病的打击,差点去向他崇拜的叔本华报到,身心几近崩溃之后。人们常说,人一旦经历了这样的生死之劫,对许多习以为常的东西,就会有新的发现。尼采也是凡人。此时,身在阿尔卑斯山的我,更多的是静心体会尼采当时的心情。我仿佛看见,一位精瘦,孤傲,眼C深陷,胡须浓密的小老头,正孤单一人,站在阿山的某个峰巅,踟躇徘徊,静默沉思。他全部的行囊,就是一副病恹恹的身体,和一颗厌世疾俗的心;寂寥空阔的莽莽山野,是他最可信赖的伴侣。他心旷神怡,情思飞扬,“灵魂升腾,占据了四周的空间”,“我要唱一支歌/就算独处空房/我也要放声歌唱/让我的歌声回荡在自己的耳边”,“天边的孤星/你的幸福是什么/难道不是为他人闪耀光茫吗/你看/我已厌倦了自己的智慧/正如采蜜太多了的蜜蜂”。就这样,在“在瓦格纳在威尼斯去世的那个神圣时刻”,尼采完成了他引以为豪的《查拉斯图拉之歌》,他的自我精神的赞歌。

教堂,就是圣玛可教堂了。这是尼采的精神回归之地。这个座落于威尼斯海滨的大教堂,是威尼斯社会活动和宗教的中心。1998年和2002年,我曾两次到这里,印象很深。一条从中间缓缓流过的小河,像大海的一根脉搏,给这里注入了无限的生气。教堂以其独特的魏峨,庄严,神圣,播满了神秘,肃穆,静寂的气氛。广场上成群结队的鸽子,与游人和睦相处,水乳交融,似一种默契,使人更相信神界与人界的一脉相通。四周有华丽的商铺,幽静的咖啡屋,优雅的管弦乐演奏。我相信,再浮躁不安的人,来到这里,也会心平气和,进入一种精神的自在世界。孤独中流浪的尼采,在走过了瑞士,热那亚,尼斯和都灵后,来到这里,选择这里,把这里作为自己“最好的工作室”,几乎是宿命的必然安排。无论是晨曦里,夕阳下,也无论是亲呢的鸽子飞到他的跟前,肩头,窗台,他都专心致志地沉浸在自己思想的王国里,写,不停地写。用永不停息的笔,忠实地记下自己每一个瞬间思想的花絮。这是他最感痛快的事。后来,尼采把这些思想的花絮汇集起来,集辑成了《善恶的彼岸》和《道德的谱系》,成为宣告旧道德死亡的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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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道德死了。当然,尼采说的道德,是那些传统的貌似公允的旧道德观。尼采发现,个性,价值,尊严等,都不是天赋的,而是作为人的一项任务;努力去完成,是为了使自己成为自己。所谓普遍的,绝对的道德是不存在的;现存的道德价值,正是人们实现自我的最大障碍。道德一开始是一种权力意志的体现,强迫逐渐使它成为一种习惯,形成人们的心理评判,一种被称作良心的东西。道德分为两种,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前者的特点是积极进取,独行特立;崇尚强大,鄙视柔弱;追求创新,拒绝平庸。后者的特点是同情,仁慈和谦卑。在现实社会中,它们表现为独立特行的人和随波逐流的人。因此,道德不过是弱者企图用来制约、束缚强者的思想工具。

当然,尼采并不是主张摒弃一切道德,而是希望冲破那些扼杀生命和创造的旧道德束缚,比如,基督教的道德取向;他不仅要破,更要立。在道德死亡的坟墓里,尼采发现了一株新苗。它勃勃生机,正茁壮成长。那就是权力意志。由于涉及到敏感的权力,一些人为了避嫌,曾把权力翻译成强力或冲撞。这一变,却改变了尼采思想的精髓。顺着尼采的眼光我们发现,自亚里士多德建立了欧洲第一个逻辑体系,人们就习惯于用概念、判断和推理,去解释宇宙的规律。权力意志正与这种规律一脉相承。真实的世界是流动和生成,而不是存在,存在意味着把世界定格在一种状态。这是人对现实的强加,是一种权力意志的表现。认知的目标不是知识,而是掌控世界;整个有机世界,不过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追求增加权力的系统的集合。因此,快乐是增加权力的愉悦,痛苦则产生于权力意志中的障碍。真理与错误都只是我们的虚构,没有实质的区别。要说区别,就在于错误是那些不如别的虚构有用,甚至有害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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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道德死亡和权力意志的足迹,尼采还发现了科学的死亡。在尼采的眼光里,科学包括了人类全部的知识体系。这颇有一些古典主义的色彩。西方的知识观,是建立在“人是理性的动物”基础之上的,充满了“为知识而知识”的极端理性主义。尼采首先从西方思想的一个支点,灵魂与肉体二分法中,发现了科学的死亡踪迹。从苏格拉底开始,西方人就认为,灵魂和肉体可以分离,独立存在;灵魂是根本,肉体是附庸;灵魂是主宰,身体是工具。尼采却反其道而行之,认为灵魂与肉体不可分;灵魂并不高于肉体,相反,灵魂是肉体的工具;身体是本能与冲动的结合,是知识的起源,美的起源;知识不是客观世界的摹本,而是对客观世界的一个解释过程。因此,传统理性主义的科学教条必须破除,用感性的身体去代替理性的主体。面对盲目的科学崇拜,尼采警告,当心俄狄浦斯式的悲剧,“解开了自然之谜的人,必定是杀父娶母,瓦解了神圣的自然秩序的人。”

在尼采的眼光下,庸常死了,道德死了,科学死了。最终,尼采发现上帝死了,需要重估一切价值。这似乎是尼采思想的必然演进,犹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般的自然。我在想,尼采写了《悲剧的诞生》,认为悲观精神意味着颓废,乐观精神意味着肤浅,只有悲剧式的乐观精神,才是强者的境界。但直到死,不知道他是否真正明白,什么是悲剧诞生的根源。上帝吗,那么,上帝死了,悲剧的根源又该何从寻找,该怎样重估这世界的一切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