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六点起床，勿忙洗漱完毕就背个包出门了，今天是实习的第二天，也是第一天正式上班，所以不能迟到。路上买了个馒头边啃边跑，到校门口时恰好赶上107路公车发动，幸运啊……

赶到碉堡中院的时候，才七点四十，总算没迟到啦，在电梯的镜子里竟然都发现自已的眼睛肿的像大哭过一场。一进门，发现庭长早已经安坐于办公椅了，庭长掏掏口袋拿出一片钥匙：诺，帮你配了一片钥匙，以后你就可以自由出入了。

上午的工作是接着昨天来的，还是昨天那份判决书，我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修改完打印出来之后，拿到庭长，庭长又检查了一遍，还是有不少错误，又拿给我去补正，补正之后又让他检查，如此往复，我修改了四遍，他检查了五遍，最后还是不敢肯定判决书没有错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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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将近中午了，由于下午就要就本案进行最后一次调解，庭长本打算如果调解不成就直接当庭宣判，最后出于判决书还可能存在错误，庭长不得不只准备调解书了，于是我的工作又转向了制作调解书，还一份赔偿义务方的协议书。

由于下午英明的庭长要求我当书记员出庭作调解笔录，所以，我的午休时间又暴毙了，我查啊查，找啊找，发现调解笔录不是像个录音机一样每句话都录下来，而是简单的几句重点了，我有信心了，但还是没准备休息。

约好三点开庭，结果被上诉人（被侵权人）三点半才来，调解进行了两个小时，双方就赔偿数额的问题进行了友好协商，各有苦衷，各作让步，十三万的赔偿额减少到了十二万，最后圆满达成协议。离分别之时还互换名片，这样的解决方式，我认为是最圆满不过了。

不过，让我困惑的地方也不在少数，首先是当事人包括法官都说的是湘潭话，我不仔细听的话基本上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另一个是，庭长在本案中确实起了一主持的作用，但是这种主持应该只限于引导他们谈话的重点和中心不会转移，而不应该是积极主动的去劝说应该赔多少，或少赔多少，但是庭长两方面的都做了。

调解中间，在双方僵持不下时，庭长单独将赔偿义务一方叫出庭外私自协商，侵权人回庭后的态度便稍有改变了，我不知道这在调解程序中是不是合法，但我应该能判断庭长对侵权人说了什么。鉴于我的实习身份，我也不好挑明。

然后就是庭长在双方达成协议后，就催促双方直接签定了调解书的送达回证，这在程序上是明显不合法的，虽然庭长这样做节省了人力物力，且有效的避免了双方反悔，但同时也剥夺了双方反悔权，是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的。

这一次的调解很容易让我联想到了“公正”与“效率”的对立统一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问题。司法实践中，都普遍的认为公正第一，效率第二，即认为要让当事人获得正义，即使诉讼拖得太久也没关系，公正相比于效率要重要。但是不记得谁说过：迟到的正义为非正义，如果因为拖延诉讼，当事人的权益就得不到及时保障。或者双方因为无止尽的诉讼而陷入缠讼的地步，最后一方赔得更多，另一方则因拖延而花费更大的成本，这也是不合理的。

我认为，公正和效率也是统一的，考虑公正问题时不仅应当只考虑当事人的公正，还应该考虑司法公正和社会公正，这里的公正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利益”层面。如果一味以当事人为重心而进行缠诉，不仅会浪费司法资源，同时对社会其他成员也是不公正的，因为司法资源的浪费也体现了对纳税人财政的浪费。所以公正和效率的问题不能分开谈的。

再就是，本次调解是十分成功的.，当事人之间化干戈为玉帛，还成了朋友。而且都对赔偿的数额比较满意，至于具体的判决数额，基于国家秘密，我也不能表说，判决书也因调解成功而沦为一堆废纸

但是对于庭长的多处违反程序问题我认为也是无可厚非的。这里是不是也涉及一个法官自由裁量和良性违法的问题呢，因为如果法官只是坐在堂上板个脸只说这个不能讲那也不能讲，那法官还不如用个录音机把自已的话录下来，等到有必要了就按下播放键：这个不需再议……再说，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还是违法的呢，作为一个法官，良性违法也是情有可原的，只要双方当事人满意，只要争议能得到完美解决，手段的事情就不必考虑那么多了。

所以，对于这次调解我很满意，我也见识到了调解的魅力了，这是我今天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