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梁启超应苏州学界之邀作一场演讲。他向在座者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进学校？”他估计回答十之八九是“求学问”。然后他又问：“你想学些什么？”回答则可谓言人人殊。任公自己给出的答案是，求学问为的是学做人。他说但凡一个人在学校里所学，数理化、史地、国文、英语，乃至哲学、文学、农工商等等，皆不过是做人所需的一种手段。要成一个人，总要具备三德——智、仁、勇，实现了的状态便是“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无论是教育家教育学生，还是自己教育自己，皆应以这三件为准则。

事实上，梁启超亦是这样教育自己的子女的。他虽然疲于政治、忙于学术，还时时关爱着自己的9个儿女。他关心孩子的身体，关注他们的思想，留意他们的职业，更为他们筹划未来，奠定立身之本。他的观点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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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公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则甚？着急他则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懦自馁，尽自己的能力做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贡献。我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

“我以为，一个人什么病都可医，唯有‘悲观病’最不可医，悲观是腐蚀人心的最大毒菌。生当现在的中国人，悲观的资料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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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生也，与忧患俱来，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立身第一要诀。”

梁启超堪称是一位极为负责任的父亲，他并不为子女展示虚幻的未来，他告诉他们生而为人的忧思与世界的混乱，要他们以德性涵养的功夫和理性的训练去行动。而且无论在何种境遇下，都能够获得内在的快乐，这颇有以无生的彻悟做有生事业的味道。他像苏格拉底一样，训练年轻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让他们能力杰出或成为“成功者”，而是启发他们的尊崇和节制，学习和创造，同时又不乏生之乐趣。

这是一个元气淋漓的父亲，一心想让孩子们实现健旺的思想，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拥有一种豁达的态度；而儿女们此后的人生也分明投射着父亲谆谆以求的影子。卡莱尔曾说，即将到来的时代已孕育在业已到来的时代之中。那么，一个孩子可见的未来，恐怕也孕育在父亲（包括母亲）的决定和形塑之中。在业已过去和正在行进的时代里，政治诡谲和消费至上的轰鸣，让人们忘记了身边这种安静而持久的力量。父母们被大潮席卷，把本该自己承担的一部分责任，扔给了大大小小的机构，忘记了社会只是我们生活的居所，却并非生活本身。

余英时先生认为现代中国最流行的错误观念之一，便是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政治变迁上——无论是革命式的还是改良式的。是该放下对行政（政治）力量无限信任的时候了。一方面要努力争进，争取更合理、更文明的制度；一方面是退，退回到最小的单位——父母与子女。退而结网，自我教育和教育儿女，各自成为一种不惑不忧不惧的人。在时髦观念充斥的今天，这样一种朴素的观念，有可能是现在和未来的连接点之一。而从历史的观点看，这种退或许才是最大的进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