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人们愈发意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上至国家，下至百姓，无不提倡。于是，咿呀学语的孩子像念经似的背起了《弟子规》《三字经》，逢年过节不忘在长辈面前来一段，以示自己“才学出众”，但究竟什么是“性本善”，为什么“断机杼”，他们却一无所知。也许将来有一天，当年张口就是“守孝悌”的孩子变成了不孝子，不知他们能否说出“养不教，父之过”。

如此一来，国学、传统竟成了一些人炫耀学识的工具。在复兴汉服的运动中，许多对于传统服饰一无所知的人，借此噱头宣传自己，夺人眼球。汉服所蕴藏的文化内涵便在这一身身“伪汉服”“影楼装”中被大众曲解误读，复兴传统的初衷也在这一次次作秀中消磨殆尽。

我们究竟该如何拂去浮尘，，让它重新焕发生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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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时代的产物，只有了解文化产生的时间、背景，全面学习传统文化，方能与之同情，守护文化带给我们的深邃。鲁迅先生一句“吃人的礼教”唤醒了铁屋子中无数昏睡的愚民，意义匪浅，但与此同时，许多人却又盲目地将“伦理纲常”全部归为封建糟粕，宋明理学也自然变成了众矢之的。大家谈“纲常”即变色，却不曾客观全面地看待理学。“三纲五常”最初由孔子的“正名”演变而来。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孔子为了维护社会秩序，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希望百姓不忘自己在社会、家庭中的身份与责任，不做逾矩之事。虽然有违“平等”的理念，但忠诚、孝顺、敬业等精神至今都值得我们学习。至于南宋，朱熹将“正名”规范化，提出了“三纲五常”，其中确有严苛之处，但这不过是宋明理学中细枝末节的一小部分，而二程、朱熹等人的贡献远不是“三纲五常”这样一个小失误可以抹灭的。人们望“纲常”却步，不愿研究“动静观”“人性二元论”等更有价值的理论，囫囵吞枣、断章取义，如何深刻理解传统文化的精髓？钱穆曾说，对以往历史要存在一种温情与敬意，不可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或站在历史之最高顶点，而将种种罪恶诿却于古人。真诚、细致地了解，是与文化同情的最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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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古代文人先哲凡有成就者，无不与传统文化“同情”。一位禅宗和尚说：“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云：却是庄子注郭象。”这恰应了陆九渊的“六经注我，我注六经”。郭象在注《庄子》时，与庄子同情，挖掘了许多前人未曾注意过的细节，在《庄子注》中将自己的思想与庄子的细想融为一体。唯有设身处地地感受古人经历的情境与心情，与古人同情，方能了解其中的精神与内涵，守护文化带给我们的力量。《史记》中张良圯上受书的故事广为人知，凡提及此故事，大家无不熟稔地说：“忍辱负重乃真英雄。”不过这些人大都能复述故事梗概，却鲜有人品读过《史记》原文。《史记》微言大义，字句珠玑，岂是潦草通读、略知一二的故事书？《受书》一文的开头有一句话，“良尝闲从容步游下邳圯上”。看似一句闲笔，其中却暗藏玄机。张良字在此之前刺杀秦始皇失败，满城通缉，一旦被捕，性命难保。我想，如果我在此生死之际，也许会癫狂，也许会抑郁，也许在尚未被捕之际，便不堪压力，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张良没有，他平静从容，信步于桥上，如此坦然，如此镇静。事已至此，不如知天命吧，一切都是自己的选择，死而无憾。张良以平和的心境遇见那位老人，冷静思考，获得老人的赏识。对于张良临危不惧的这份超凡的笃定，我打心底对他产生了敬佩之情，并对生死有了崭新的认识。原来，至这就是中国古代豪杰的潇洒和平和，将生死置之度外，潜心于当下的人生与事业。而张良后来之所以能在刘邦手下一众举止粗俗、办事鲁莽的士兵中脱颖而出，这本从前人那里继承来的保存完好的《太公兵法》功不可没。经典历久弥新，同情之了解，是将其化为生活动力的不二法门。

传统文化石浩瀚汪洋，当你真正潜入其中，才能触摸到他深藏的奇幻。身临幻境，你的心中会升起一种的责任感。宋代学者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若要开万世太平，则先继往圣绝学。作为地球上短暂停留百年的一代人，我们没有权利随意抹杀先人智慧，没有权利阻挡后人学习先哲思想的愿望。我们应当有司马迁撰《史记》时的义无反顾与热情，因为守护历史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责任。

唯有守护传统，方有资格书写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