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鲁迅是最真诚最严肃的现实主义者，他的“投枪的一掷”才能“使敌人受伤或致死”，他的锐利的暴露才能使鬼魅妖魔无所遁形。从鲁迅的作品中，人们会感觉到，他对黑暗的暴露多于对光明的歌烦，特别在他的早期作品中是如此。他的对于旧社会的愤慈与憎恶，对于民族病态的无情暴露，使他的笔锋有时透露着浓烈的忧郁气氛，甚至有时泛溢着淡淡的哀愁。庸俗的论客用白粉将他化妆成为虚无主义者、悲观主义者，以至什么“内倾的个人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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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评论起来，鲁迅至多不过是一个愤世嫉俗的狂放文士，于是一代思想革命家被描绘成为灰色动物的挡箭牌。但是，鲁迅自己数百万字的遗言就是对于这种诬蔑和曲解最有力的反驳。不但他的晚年著作充分证明他是一个积极捍卫光明的战斗者，而且他的早年著作也足以证明他是怀着光明渴望的前驱者。鲁迅是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攻击旧社会的，是不惜以最无情的笔锋来暴露民族病态的。可是，有谁能证明他对于中国的前途是抱着悲观绝望的态度?有谁能证明他认为国民性是不可改变的?他不断目击着和咒诅着腐败、破烂、冷酷、凶残的旧中国在压迫和蹂罐进步力量，然而就在他痛心于黑暗势力猖狂横行的时候，他早已响亮地喊出来了:幸而谁也不敢十分决定说:国民性是决不会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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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不可知”中，虽可有破例—即其情形为从来所未有—的灭亡的恐怖，也可以有破例的复生的希望，这或者可作改革者的一点慰藉罢。他的永远向前看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坚定了他对于民族与人类的光明前途的确信，对于新社会必然到来的确信。他始终在用着充满自信的目光搜索前进，即使在他的泛溢着忧郁与哀愁的作品中，也不断表露着对于“新世纪的曙光”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