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文明是由理性筑建而成的，与华夏民族截然不同的是，中华民族是由舆论与情感融合的古老种族。理性使生活更具逻辑性，情感让社会成为有爱的天空。面对理性与情感，必须结合时代特点与特殊的传统文化来分辨，故在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焦虑。

19世纪英国著名作家史密斯•狄更斯在其作品《双城记》的开篇中写到，“我所讲述的是那样一个年代的故事：那个时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个时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个年头是智慧的年头，那个年头是愚昧的年头；那个时期是信仰的时期，那个时期是怀疑的时期；那时的季节是光明的季节，那是的季节是黑暗的季节；那时候是希望的春天，那时候是失望的冬天；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似乎什么都拥有，与此同时，我们却一无所有。在那样的年代里，我们每个人都在朝着天堂直奔而去，我们却又全都向着地狱一路迅跑——简而言之，那是一个权威人士们唧唧喳喳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的年代。那个年代是跟现在的情形非常相像：说它好，只能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说它不好，还是只能用最高级来形容。

往前推三百多年，另一位更著名的英国文豪威廉•莎士比亚在他的戏剧《哈姆雷特》中借剧中主人公哈姆雷特之口也说了一句千古名言——“活着还是死去，这可真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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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发现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现代化进程越深入，人类的焦虑越严重。

黑格尔认为，人类文明的过程就是理性发展的过程。

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现代化就是理性化。

高速发展的理性把人类推向自我强迫和自我反强迫的境地；理性还不能解决人性中最核心的问题：道德观、价值观、意义感，以及生命的终极关怀等。

焦虑是产生于理性而脱离了理性的轨道的一种情绪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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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理性越发达，焦虑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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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人悠游于“理性不足，情理有余”的传统文化氛围中，并不产生明显的焦虑。

中国进入现代化进程和社会转型后，即处于汤因比所谓“挑战与应对”的态势，中国传统文化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危机。

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人文化人格基础上，应提出构建中国心理学和心理治疗学的基本理念，创立符合中国人文化心理的治疗模式及整套治疗：情理治疗。

理性与情感的纠缠，爱与恨的冲突，仿佛演变成了无形的硝烟，漂浮在不远的上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