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帝王总希望自己的功业可至千秋万代，但最终都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这成了不变的规律，也是历史的必然。

夏由启开朝，终毁于桀的暴政。商朝由汤起始，历经百年，还是焚于殷纣在鹿台的一把火。武王建立的东周，伴随幽王烽火戏诸侯的荒诞画上了句号。秦王横扫六合，一统天下，开国不久却因修皇陵、筑长城、造阿房而搞得劳民伤财，民怨沸腾。陈胜、吴广揭竿起义，项羽一炬夷平阿房宫。皇位递至二世，还未捂热，就落了个族灭的下场。

杜甫由此感叹道：“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盛世衰败，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后人没有以前人为鉴。魏征就向李世民提出“以人为镜，以史为鉴”。你看，前朝灭亡的活生生的列子就摆在眼前了，你还要步人家后尘吗？于是君王一听，哦，说的对！自此勤于朝政，励志图精，王朝运势蒸蒸日上。

但在很多人眼中，能做到这点的似乎都是刚开国的几位皇帝，再往后几位还能守成，但到末代君王，那不是特无能就是特残暴。反正就是把祖宗留下的基业败个精光。

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后来的皇帝都不聪明吗？不是，如果让他们生于乱世也许就会另有一番作为了。

最大的因素是不能居安思危。开国皇帝深知创业艰辛，而到后代，根基已稳，便很傻很天真地认为皇位就是他家的，他就是真龙天子，天皇老爷就是他爹！自幼在宫中的优越条件很容易让人麻痹，让人目空一切。而身边的宦官大臣又一个劲儿地歌颂功德，人自然飘飘然起来。坐在龙椅上自我感觉那个叫好啊，什么旱灾，什么水坝决堤，什么瘟疫，什么赈灾，什么西夏金兵，统统一边去！于是如此循环，独夫之心日益骄固，王朝怎能不衰？

再者，皇帝身边的人往往会起决定性作用。如果朝廷中有敢于上谏的良臣，那道还好一些。但若是奸佞横行，反复小人，江山指不定哪一天就被掏空了。事实上，没有哪一个朝代，官场上全是两袖清风刚正不阿之人，这类人大多个性太刚硬，一个不妥就跟你猴急猴急，甚至搬出先帝来的那种人。往往就像电影里的老臣，跟在皇帝身后大喊“皇上！祖制不可违！”虽然忠心耿耿，但是喜钻牛角尖，或者刻骨死板，又或是恃才傲物。整天和他们打交道，皇帝也吃不消。此时，就需要另一拨人来制衡。两方对持间，不经意就削弱了双方势力，皇帝也就能更好地执掌权力。这当中的处理是大有学问的，轻易动了哪一边都对朝廷不利。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乾隆、纪晓岚与和珅。在一位大学士和一个大贪官之间，乾隆两边都依赖，两边都舍不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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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晓岚是人才，为人清廉，却有书生大多都有的毛病。和珅处世圆滑，家里钱财多，影响广，而且会拍皇帝的马屁。每个人都喜欢听好话，乾隆当然也不例外。要说和珅贪污枉法的事，乾隆会不知道吗？其实心如明镜着呢！那为什么不杀？因为和珅溜须拍马的功夫，乾隆对他好感度挺高。更何况他又是两派中其中一派的领军人物，稍一动作，朝野不平衡了，就容易翻，这个问题很棘手，所以乾隆只好耍太极，玩起了借力打力，四两拨千斤。惩戒是有的，但是不大。不动总比妄动来的好。再有，王朝灭亡还与纲常的败坏分不开。法律是国家的根基，如果把一个王朝比作大树，那么法律就是树心。法斁而不知理，树心就一点点被腐蚀，被害虫吞噬，最终只剩下一副朽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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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诸多原因中，我认为最中心的事民心所向。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有道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川阅水以成川，世阅人而为世。”皇帝不做生意，大多数的经济来源都是百姓缴税来充盈国库；皇帝也不会去种田，那么粮食哪里来呢？也是每年向各地征收来的。所以一定程度上，百姓算是皇帝的“衣食父母”了。民是一切之本。纵观二十四史，至如隋朝。杨广穷兵黩武，三征高丽，扩建行宫，修筑运河（虽然也有利处，但毕竟耗时、耗力太多，对当时几乎是多事之秋的隋朝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而且还是为别人做了嫁衣，估计杨广在九泉之下会气的吐血。）使得国库空虚。却还浑然不知觉，终日沉醉于《玉树后庭花》的靡靡之音中。弄得百姓怨声载道，草莽英雄四起，叛乱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越演越烈，最后落得个凄惨收场。

可悲，可叹。自己做出来的，最终是要有因果报应的。用时下流行的话说：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昔有陆士衡为吴作《辨亡论》，言吴之所以亡，亦颂其父祖之战功赫赫。（祖父：陆逊、父：陆抗）今亦书“辨亡论”，以此慨叹无论秦汉，唐宋元明清，皆逃不过“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一历史箴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