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是个笔锋尖锐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在其大量的文学作品当中，读者时常感受其“痛心疾首”的言论，呼唤麻木不仁的愚昧国民能早日清醒。最直接讽刺当时落后封建的社会现状的莫过于鲁迅的杂文。《且介亭杂文》《华盖集》《热风》《坟》《二心集》《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等杂文集均能体现鲁迅“哀国人不幸，怒国人不争”的思想。而《鲁迅杂文选》则把其中多部杂文集中的名篇收录其中，以一百余篇的别具一格的文章反映鲁迅民初时期的思想革命论调。

鲁迅的杂文自我中学就被收录到语文教材中，此番重温《鲁迅杂文选》，依然感受到隐藏在鲁迅笔锋下的一腔热血。在书中，我还发现鲁迅不仅仅是文学家和思想家，他还很会演讲，曾到上海、香港等地给知识分子分享个人见解。

鲁迅的杂文都贯穿着“哀”和“怒”两种基本精神，而笔调大多以讽刺为主。事实上，鲁迅为人幽默，洞察力强，谦虚待人。如书中《论“他妈的！”》《论睁了眼看》两文，观点敏感，语言辛辣，但更显示出作者的机智幽默，并且直穿“敌人”的“死穴”。《论“他妈的！”》一文中鲁迅把国人常说的脏话提升为“国骂”，然后引用俄国的类似情况来加以对比，指出发明这一句话的人物“确实算一个天才，然而是个卑劣的天才”。人们不能蔑弃扫荡我的余泽和旧荫，而硬要去做别人的祖宗，无论如何，总是卑劣的事。鲁迅指出：“中国人至今还有无数‘等’，还是倚仗祖宗。倘不改造，即永远有无声的或有声的‘国骂’。”这恰恰道出了文章的写作目的。

《论睁了眼看》一文，作者点出中国人丑陋的一面——懦弱，这也是其小说中经常反映的国人的一种劣根性。文中写道：“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文章的题眼为“睁了眼看”，实际上讽刺的是我们缺乏勇气不敢正视前方。刚开始我以为作者又把政治拉上了，但看完全文才发现文章所批判的是中国文艺，尤其是封建性质的。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

作为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鲁迅大力提倡白话文而批判文言文，他认为中国文学在当时唯一的出路就是语言的变革。关于文艺如何发展，作者曾到香港、上海进行深刻而精彩的演讲。《无声的中国》是鲁迅于1927年2月16日在香港青年会讲。读罢其演说词，大受启发。里面说到当时提倡文学革命，其实就是文学革新，本该平和进行却有不少人反动。假如现在我们还说着古代的话，说着大家不明白的话，已经弄得像一盘散沙，痛痒不相关了。于是，鲁迅主张青年们“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推开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如此鲜明的观点在演讲中确实能扣人心弦，但以辩证的角度来看，我跟作者不同的是，古文不必全盘否定，它的存在也代表了过去的历史价值。所以，抱着古文而死掉，舍掉古文而生存这一说法我不敢苟同，但不得不佩服鲁先生坚定的立场。而尤其引起我共鸣的是，他提出我们要说些较真的话，发出较真的声音，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

刚才说到鲁迅关注中国文艺的道路，而在他于上海暨南大学发表的演讲《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当中，更是独到而尖锐地探讨政治如何“破坏”文艺的问题。政治想维系社会现状使文艺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他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能进步起来。这既符合不能固步自封的道理，又吻合了马克思哲学的原理。作者强调文艺和人一样，不能安于现状，否则就是“挨打”。这种怒气，浸透在演说词里，丝丝入扣，“怒国人不争”，这就是鲁迅一贯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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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催促旧的渐渐消灭的也是革命（旧的消灭，新的才能产生），而文学家的命运并不因自己参加过革命而有一样改变，还是处处碰钉子”。中国碰钉子、碰壁的人太少，仅靠鲁迅一人去“碰”，还是不能碰出什么气势。但这个“碰”，意味着我们不乏先见者。

知识和强有力是冲突的，不能并立的；强有力不许人民有自由思想，因为这会使能力分散。《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里，鲁迅的语气分明温和了，转而利用巧妙论证法道破知识阶级能否存在的问题。鲁迅自嘲：“有一班从外国留学回来，自称知识阶级，以为中国没有他们就要灭亡的，却不在我所论之内，像这样的知识阶级，我还不知道是些什么东西呢。”一巴掌拍向所谓的知识阶级，看来鲁迅的哀愁已达到悲壮的程度了。

因为中国人陋习不少，鲁迅认为这是个要不得的习惯。常言道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倘若“习惯”停留在不思进取的思想上，便要不得。《习惯与改革》一文，作者主张给“体质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进行一点改革。但改革就必须革新，而不是复古，这点与作者“摒弃古文”的思想是一致的。最终，此文同样成为讽刺封建愚昧的刀具，剖开停留在“习惯”或大喊未来而依旧怠慢的革新的事实。仅大叫未来的光明，其实也是欺骗怠慢的自己和怠慢听众的，至少我这么认为。

如此看来，鲁迅的杂文无不外乎是论述政治落后和文艺需要革新，只不过形式上稍有不同而已。对于一个弃医从文的意欲救治国人愚昧思想的文学大家，其一哀一怒的慨叹和激愤始终是万变不离其宗的。

就算说到家庭这个原本带着“和”的气息的概念，鲁迅先生并没有强调家庭对人的一种正面影响。活在当时的社会，民不聊生，处于抗战的前夕，家庭在中国来说是个可贵的概念。《家庭为中国之基本》里，作者还是老调子地讽刺现状，抨击社会，鞭策有良知的人。“家是我们的生处，也是我们的死所”这句结语恐怕是暗含不少读者的潜意识。在国人赌牌九，吸大麻，吃喝玩乐嫖吹赌时，鲁迅并不能以一己之力改变些什么。他能做的，就是玩文字游戏，在《南腔北调集》里揭露部分丑陋的国人的面目，求的是他们能痛改前非，做个清醒的人。每一篇文章的内核都不外乎“先哀后怒”，结合社会，提倡改革。从这个角度看，鲁迅也称得上是半个革命家。

“文人学士究竟比不识字的奴才聪明，党国究竟比贾府高明，现状究竟比乾隆时候光明：三明主义”。读懂鲁迅的文字，不难，但要读透，恐怕不是件易事。每看此诸如形象的讽喻时，我都深受教育。的确，他的目光超出了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他是个前卫的先锋实验者。

哀国人不幸，就如鲁迅笔下的阿Q一样，窘迫潦倒，却无计可施。有时，不幸是自找的麻烦而非恶势力造成的，关键是心态问题，但作者最感悲哀的莫过于国人心态摆不正。他揭露了无数次丑，如《二丑艺术》一文里，鲁迅把国人的丑比喻成二花脸艺术——身份比小丑高，而性格比小丑坏。如此彻底的尖锐的讽刺，无非也是打自己人屁股，让自己人反省。

近来一部电影作品《孔子》引起轰动，倒不是电影多么优秀，而是电影开创中国电影业首例公关危机。面对狂潮般的争议声和是是非非，甚至再次出现世人对国学、孔子的重新审视和研究。孔子是文圣，但要还原在银幕上恐怕难上加难。几十年前就连鲁迅也讨论过孔子这一形象在大众心里其实“地位不高，甚至陌生”，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其实已被误读不少，鲁迅认为一般民众对于他是恭谨的但不亲密，因为太远了。倒有那么一些“愚民”，主张“复古”“尊孔”，而儒家思想作为古代文化，是否应全盘继承或抛弃，值得我们深思。鲁迅的文章恰好给了我们深思和反思的空间。

这注定鲁迅不会受多数人追捧。“毒辣”的文字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可是中国又有多少个能像他一样说真心话写真心文的人呢？因此，《鲁迅杂文选》一书是那些追求革新的人的必看之书。感受当年的死寂，或许会看见死寂中乍现光芒。那是有良知有思想有智慧的人拯救新中国而发出的信号。

即使到现在，“哀国人不幸，怒国人不争”也是我们道德修养中甚是宝贵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