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以文人总统倡行“文治主义”，而在武人专政、南北纷争的现状中，曾被视为“东洋和平的一线光明”，“各国国民的真正亲善种子”。最后他收获的却是失望和失败。

　　1921年6月3日，北京，一场教育界的索薪运动给一直标榜“文治”的总统徐世昌带来了麻烦。

　　他也许还会感慨，3年之前就任总统之初，他是如何踌躇满志地设想着治国的方略。那时，人们对于这位文人总统是报以何等的欢迎，他风光无限之际，其情形竟似深孚举国殷望。而这所有的一切，很快又都如烟花般幻灭了。

　　就职与誓言

　　1918年9月4日，徐世昌被安福国会选举为总统。10月10日，举行了新旧总统交接仪式。

　　在就职典礼上，徐世昌宣誓说：“惟是事变纷纭，趋于极轨，我国民之所企望者，亦冀能解决时局，促进治平耳。而昌之所虑，不在弭乱之近功，而在经邦之本计。不仅囿于国家自身之计划，而必具有将来世界之眼先。敢以至诚极恳之意，为我国民正告之。”

　　他说，眼前最要紧之事，“佥曰南北统一，求统一之方法，固宜尊重和平”。内政之外，还当求自立于世界之道，国家权力之发展、国际地位之保持，亦为国家存亡之关键。

　　正如其就职宣言所讲，徐世昌一上任便拈出“偃武修文”四字以昭示天下。当时，国人已厌倦了武人专政、南北纷争的现状，一战结束后，许多时人都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既有‘公理战胜’的乐观，也有对‘文治’及和平的憧憬”。因而，人们对于徐一介文人的身份及其执政的思想，立即表示出了莫大的好感。

　　据国民党元老黄郛的夫人沈亦云回忆，当徐世昌想借重其夫撰写《欧战后之中国》一书时，黄颇踌躇。严修对他说，“东海是民国第一次文人当政，无论如何他不至于主战，宜多输以新知识，促成其文治主张”。黄才往北京助徐完成此书（沈亦云《亦云回忆》）。

　　陈独秀也曾对“文治主义”寄予厚望，他说：“现时东洋各国的当局，像中国的徐总统，像日本的原内阁，都是文人出身，总算是东洋和平的一线光明，也就是东洋各国国民的真正亲善种子”（陈独秀《欧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及要求》）。

　　当时，青年的学生心中也对“文治”充满了期待。据历史学者郭庭以回忆：“我们最不喜欢看到国家分裂，不喜欢内战，而徐世昌是反对南北战争的。”

　　文人总统的和平命令印证了知识青年的愿望，在开封庆祝徐任总统的大会上，他们心里“充满了快乐”。欧战结束，“学生们又大为高兴，彼此大谈公理战胜强权，大谈威尔逊如何如何主张，这一来世界各国可以平等了，至少我国可与日本平等了，不受日本人的气了，而世界也将保持永久的和平”，“不仅国与国间没有战争，眼看国内也将和平统一，全国上下对国家前途都抱着莫大的希望”（罗志田《“六个月乐观”的幻灭：五四前夕士人心态与政治》）。

　　“文治”难行

　　深孚众望的徐世昌上台之后，首先便是贯彻其“偃武”的主张。

　　有感于内外舆论的有利形势，徐世昌就任第15日便签署和平令。11月15日，又在北京召开各省督军会议，奉督张作霖、直督曹锟、皖督倪嗣冲、鲁督张怀芝、吉督孟恩远、豫督赵倜、鄂督王占元、赣督陈光远、晋督阎锡山等9省督军应邀到京。除此之外，绥远都统蔡成勋、淞沪护军使卢永祥、黑龙江、湖南、甘肃、陕西、江苏、四川等各省代表，另参战督办段祺瑞等也都参加会议。会议连开两日，各路军阀一致表示，服从总统，赞成和平，收束军队，整理财政等。并在16日下令前线部队部队停战休兵。

　　一时全国和平空气甚为浓厚，徐世昌欣然自得，顾其左右说：“和平统一之时机已至，不可失也，中国安危其在此一举了乎！”

　　如果说一开始对于和平极为乐观的舆论环境，还会令徐世昌颇为踌躇满志的话，那么当真正行动的时候，他才渐渐意识到，一个手无实权的总统，在军人之间周旋，是如何无能为力。

　　1919年2月，在上海举行的南北议和会议上，南北军阀均拥兵自重，互不相让，尤其北洋实力派段祺瑞坚持“武力统一”，令和谈难有进展。当西方外交团频频向徐催促和会进行时，徐世昌无奈地感慨道：“我一个人想和，和得了么？”

　　南北议和未果，同样，徐世昌的“偃武”主张在处理军队问题上也举步维艰。他原本打算“以文辖武，废督裁兵”，集中兵权于陆军部，各省省长悉数由中央改派文人担任等等。这些措施对于各派军阀来说，简直就是与虎谋皮，到头来，文人徐世昌所设想的一切“偃武”主张，在恃兵跋扈的军阀面前，都成了纸上谈兵的妄想而已。

　　徐上任以后，军阀混战的局面不仅未能缓和，而且更有愈来愈糟的趋势。各地军阀为击败对手，争夺地盘，大肆扩军。据资料显示，1918年，北洋政府陆军人数就已超过85万人以上，仅到1919年初，陆军规模就已增至138万人，这还不包括地方军阀手下的杂牌部队。军队的扩大，直接导致了军费开支的逐年增加。至1919年，其军费开支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已超过40%。

　　“偃武”的悲剧，使得徐世昌的“文治”主张也受到连累。徐就职之时，面临的财政问题也十分困难。迫于欧美主张停战和谈的压力，日本债款之余额已停止拨付；财政、交通两部收入又掌握在安福系手里，以为党费开销；各省任意截留中央税款，但仍向政府催索军饷；当时历来外债又先后到期，债权国催促急如星火，而国库空空，无法应付。

　　八校联名索薪

　　1921年3月，北京八所国立高校的教育经费，已经积欠数月未发。各校不得已于3月14日陆续宣言暂行停止职务，并联合八校教职工共商办法，一同与政府作具体交涉。15日，八校教职工代表在美术专门学校举行会议，推举北大马叙伦为“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会后，由北大代表马叙伦、陈世璋、法专代表姚憾携带呈文，往谒国务院总理面递。

　　此后，国立八校教职员交涉多次，亦无结果，遂于4月8日宣布全体辞职，教育部长范源廉、次长王章怙已无法应付以提出辞呈。此后，北京各公立中小学亦以罢课为声援，风潮愈行扩大。

　　当然，政府一再食言，拖欠教育经费，对于总统及教育部而言，确实也有十分的难处，足见那时政治的弊端。徐世昌的“偃武”政策不仅难以执行，尤其可悲的是，反而武人更为得势，国库帑藏首先被用作军费及军阀们的享用。据资料记载，这年4月，本由交通部协济之教育款项，就被挪用充作曹锟张作霖来京的招待费用。

　　八校教职员联席会于6月3日集议，当天即到教育部，请马次长暨八校校长，与教职员代表，同往总统府，“向总统陈述政府摧残教育，及一再失信不能负维持教育之责任等情”。到了这日（六月三日），北京国立八校的教职员既决议向徐世昌说话，公立中小学教职员也自动临时加入，还有小学以上的学生也共同来做教育经费运动，一共有上万的人，都齐在教育部内，请马代部长率领往总统府见徐世昌。”（沈云龙《徐世昌评传》）

　　知识分子对文治的失望

　　马叙伦的记叙中，依稀可见的还有士人对于当日“文治主义”的失望。徐世昌系前清翰林，自就任总统后，“为了迎合人民的心理，标榜自己是文治派，以区别于北洋军阀”。为此，他特于总统府内成立晚晴移诗社，定期与遗老、名流饮酒赋诗、研究书画。然而也就仅此而已，由于武人的制约，其“文治”的主张再无更多的表现，对于政治的进步更是几无贡献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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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此，曾一度憧憬着“文治”的士人不免顿感失望。徐世昌上任仅一年光景，李大钊就曾揶揄说：“武人专制的政治——也可以叫作武乱——已经把我们害得很苦。好容易有一位文治派的总统出来，挂了文治主义的招牌，吾侪小民一位一定可以有点希望了，一定可以免‘武乱’的痛苦，享‘文治’的幸福了。但是盼到如今，只看见了两件大事，就是秋丁祭孔，国庆日不阅兵。大概文治主义作到这样，也算是尽其能事了！”

　　真正损毁其“文治”形象的，则与徐世昌对“新思潮”的态度相关。沈云龙在《徐世昌评传》中写道：“徐氏执政时之‘五四’运动前后，适当中国学术社会之转型期，思潮泛滥，情势大异，外国学者杜里舒、杜威、罗素均曾先后来华讲学，新知启发，为时所尚；而巴枯宁、克鲁泡特金、马克思、恩格斯学说，亦以译介输入，汹涌澎湃……”

　　当此情势，徐世昌却大力提倡颜（颜元）、李（李塨）之学，主张讲务实去空谈，以救时弊；又下令学校尊孔读经，研究国故，督饬学生专心读书，不得干预政治。徐的保守自然令学界崇尚新潮的人士极为不满。

　　徐总统声誉扫地

　　1921年6月3日，索薪请愿师生来到总统府时，新华门早已关闭，门前布置了队伍，他们一到，就被阻拦。“以堂堂民国政府，岂有禁人请愿之理”，他们遂与卫兵理论，令其放行，然后，冲突遂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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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后，国立八校全体教职员发表宣言，对徐世昌的“文治主义”嘲讽道：“犹忆徐总统就职之日，即以文治号召于国人。今也首都教育，先受摧残，而标榜文治之总统，竟坐视阁僚之辱蔑师德，摧残教育，而若无睹。迨教育界起而谋救起之方，又复纵令卫兵行凶伤人，溅师儒学子之血于文治总统白宫之前，而国家高等文化中心，遂全破坏于徐氏文治旗帜之下。此诚国家之不幸，而民族之奇羞也！”

　　这一年，是徐世昌就任总统的第三个年份，也是内政外交最令其烦扰的一年。外蒙失陷的事实，已无可挽救；在南方，粤桂湘鄂之间的战事，依然征伐不止，对于战乱纷争的日子，人们已不堪其苦，但大总统也有心无力，只有徒然怅恨而已。不仅如此，各地罢工、学潮也是此起彼伏，这些的背后都暗藏着令人棘手的问题。它们不断在徐世昌的政治前景上涂抹着一重又一重的阴影。又一年后，这位民国史上唯一的文人总统就落寞辞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