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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天下之大变革，不破不立，为摧毁桎梏以求发展，正如前人所言“天下大势“革新”二字耳，欲求发展又岂能缩手缩脚，倘此鼠恶极需以石投之，则又何需忌器焉？

中国五千年未曾见改革之效甚于变革也。战国末年，商君于秦国变法，废井田而开阡陌，废分封而开郡县，始得秦一统六国，封建之大一统王朝，倘商君变法之时，投鼠而忌器，欲废井田而忌于宗法礼乐，则泱泱秦朝不可见也。

清末之洋务运动，欲“自强求富”却紧抱祖宗之法而不放，妄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欲投鼠而又忌器，甲午一战，李公鸿章，半生心血付诸海流。反观中山先生，举同盟而反封建，起义武昌，无所畏忌，终推翻旧朝，创建民国。

至此新中国，历经“文革”动荡，小平主席，大刀阔斧，解放思想以求发展，倡言惟“时间是检验真理之唯一标准”，轻阶级斗争而重经济建设，开特区，迎外资，改企业，求发展，破重重阻力，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为之，终谋得发展，使人民安居而乐业国家繁荣而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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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鼠不须忌器，乃因此鼠恶极，不除之唯解心头之恨，然鼠与不鼠何为界限？因此中之重在于所投之物为鼠乎？若此物为鼠则不须禁忌一投以之，若此物非鼠，则需思量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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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之时，青年满脸热血不辨鼠与非鼠，一律投之，矛头直指孔子之庙宇，急呼“打倒孔家店”，妄剔除中国人之固有思想而全盘西化，此错极也，孔子非鼠，怎能待之如鼠？孔家之学说，重在礼义、气节，虽有封建之落后思想却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待之。

固投鼠不须忌器，惟甩开桎梏方能一投中的，而投麻雀则须谨慎，投之，可矣，若恐吓之，恐怕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