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的湘西，霜风扑面，万山红遍。接到北上命令的红二六军团且战且退，正在苦苦寻找一道缝隙，准备杀出重围，去追赶遵义会议之后大踏步前进的红一方面军。

但偏偏就在这时，十月怀胎的母亲蹇先任却迟迟没有生产的迹象。被父亲贺龙安排在故乡桑植县南岔村冯家湾待产的母亲心急火燎，每天早晨醒来都拍着圆滚滚的肚子，对我说：“儿啊，你怎么还不出来啊？你爸爸就要带着大部队远远地走了，如果不跟着走，到时我们娘儿俩可怎么办啊！”

好像是听见了母亲说的这些话，11月1日，母亲去上厕所，我懵懵懂懂地从她的身体里爬了出来，似乎要看看她到底急成了什么样子。血泊中的母亲忘记了疼痛，脱下一件衣服把我裹了起来，让人火速给父亲报信。父亲正在前线阻击敌军，最先得到消息的红六军团政委王震命令电台给他发报：“祝贺军团长，生了一门迫击炮！”

父亲大喜，命令部队乘势出击，把潮水般涌来的白军打回去。这一出击不要紧，红军势如破竹，摧枯拉朽，连续取得了龙家寨、十万坪和忠堡战役三场大捷，斩杀了敌军师长谢彬，俘虏了敌军师长张忠汉。

到这时，父亲才长出一口气，抽出大烟斗装上一袋烟，坐在指挥部里美美地吸起来。然后，他对围绕在自己身边的任弼时、关向应、萧克和贺炳炎等战友和爱将说：“我当父亲了，你们说给这个丫头片子起个什么名字啊？”那时副军团长萧克刚娶了我的二姨蹇先佛，和父亲在搭档的基础上又成了连襟，他说：“恭喜，恭喜，军团长带领我们打了胜仗，又喜得千金，我看孩子的名字就叫‘捷生’，在捷报中出生的意思。”父亲一锤定音：“要得，孩子就叫捷生，这名字响亮！”

18天后，我躺在由一匹小骡马驮着的摇篮里，成了红二六军团从桑植刘家坪开始长征的一员。队伍上路时，“嘁嘁喳喳”的脚步声和“嗒嗒”的马蹄声，让我乖得不敢发出哭声。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躺在这样一个摇篮里，不知道队伍朝哪里走，也不知道驮着我们的那匹黑色小骡马，是父亲特供母亲和我使用的。

我不敢不乖啊！父亲原本是不准备带我走的，他连寄养我的人家都找好了——是他的一个亲戚，说好部队在离开前把我送过去。但当父亲和母亲轮番抱着我赶到那个亲戚家时，他们一家人已吓得不知去向。还在月子里的母亲虚弱得像片随时可能飘落的树叶，在这时像母狼般紧紧地抱住了我。父亲也不是铁石心肠，看到母亲生怕失去我，咬咬牙说：“那就把捷生带上吧，路途艰险，是死是活看她的命了。”

我就这样跟着父亲和母亲走了，跟着那串时而敲打在岩石上，时而踩踏在冰雪中的马蹄声走了。从此山高水长，风餐露宿，“嗒嗒”的马蹄声始终陪伴着我，就如同母亲始终对我不离不弃。

母亲当时还在产褥期，我也没有满月，我们母女俩最早被安排跟随军团卫生部行军。卫生部部长贺彪又把我们编入伤病员队，还给母亲和我准备了一副担架。伤病员行动缓慢，走到澧水河边，敌机飞来了，扔下无数颗炸弹。河面上水柱冲天，伤病员乘坐的小船在波涛中打转，许多人落进了水里。小骡马吓得蹿了起来，前蹄腾空，差一点把我的摇篮掀翻了。贺彪叔叔扔下部队，把我从摇篮里抱出来，塞进母亲怀里，亲自撑一只船把我们送向对岸。

船到河中心，我被巨大的爆炸声和敌机的尖叫声吓得号啕大哭，贺彪叔叔冲着母亲怀里的我喊道：“你哭，你哭，看你把敌机都招来了，再哭把你扔进河里！”这一吓，我真就不哭了，不知道是不敢哭，还是哭不出来了。到了对岸，警报解除了，母亲跟贺彪叔叔打趣说：“捷生那不是哭，她是在吓唬敌机呢，你看敌机不是飞走了吗？”贺彪叔叔想到刚才对我太粗暴了，连忙伸出手来刮我的鼻子，逗我一笑。

那次整整走了两天一夜。到了宿营地，母亲什么都不顾，只顾把我从摇篮里抱出来，手脚并用地给我喂奶、换尿布。经过那么长时间的颠簸和惊吓，我不仅饿了，而且变得臭不可闻。你想啊，两天一夜马不停蹄地奔走，在层层叠叠裹着我的襁褓里，积攒了多少屎尿！那股臭味，简直要熏翻天。医疗队有个男护士掩着鼻子开玩笑说：“等过20年后她长大了，我们把这情景说给她听，她肯定会害臊的。”

还未走出湖南，母亲说什么也要回军团总部。卫生部拖着那么多的伤病员，还有那么多丢不下的设备，她不好意思让人照顾。贺彪叔叔拦不住，让她把抬担架的两个兵和担架也一块带走。母亲说：“这怎么可以呢？我离开卫生部，就是想把担架留下来抬伤病员。”

父亲虽然日理万机，但见到我们回到他身边，心里很高兴。他知道母亲太不容易了，除了每天要背着行装自己赶路，还得一把屎一把尿地照料我。晚上宿营时大家睡下了，她又得把我弄脏的衣服和第二天要换用的尿布洗出来。那时快到冬天了，洗好的衣服和尿布干不了，必须找炉火一件件烘干。做完这些事再躺下时，已是凌晨时分，队伍又差不多要上路了。让我们跟着军团总部走，父亲总能搭把手。

毕竟还在月子里，母亲也有走不动的时候，就抱着我骑在小骡马上走。父亲看见了，大惊失色，说：“这怎么行啊！倘若骡马受惊，一摔就是两个，还是我替你抱吧。”说着把马并过来，俯下魁梧的身躯，从母亲手里接过襁褓中的我，然后在马屁股上狠狠地抽了一鞭。

父亲那匹马高大健壮、背脊宽阔，跑起来像一阵旋风。在驰骋中敲响的蹄音，像奔雷，像风暴，像大浪拍打着礁石。

此后几天，父亲每天都带着我在山道上奔驰。他勒紧腰间的皮带，拉开领口，把我小心地放进他宽大的胸怀里，如同一只大袋鼠装一只小袋鼠。偎依在他那温暖的胸膛，我一声不吭，仿佛回到了母亲的肚子里，仿佛那一路上“嗒嗒”的马蹄声，仍是母亲的心跳。

没几天，发生了那个流传甚广的故事：他把我弄丢了。

那是过一个山垭口时，前后突然发现了敌人。父亲意识到有落入包围的危险，策马狂奔，迅速调动被挤压在山垭里的部队抢占两边的山冈。但他没想到，就在这时，我就像个飞起来的包裹，从他的怀里被颠了出来，重重地落进路边的草丛里。接下来杀声四起，红军从山垭口夺路而行，谁也没想到，这时军团长的孩子掉进了草丛里。

山垭遭遇战后，父亲带领部队一口气奔袭了几十里。喘气的时候，他习惯性地伸出手去拔腰间的旱烟袋，像触电一般，他猝然发现身上少了什么。一声“糟糕”还未出口，身上的汗珠已滚滚流淌。当即他烟不抽、脚不歇，带上两个警卫员，快马加鞭，火速返回去寻找。

路过一片树林时，几个坐在树下歇息的伤病员看见军团长驰马过来，急忙站起来向他敬礼，父亲的马像风一样从他们的面前刮过去。因为这时候他的心里只有孩子，只有他认识丢失我的那个山垭。

跑着、跑着，父亲下意识勒住了缰绳，掉过马头回来问那几个伤病员：“你们看见我的孩子了吗？”伤病员们举起捡到的襁褓说：“军团长，是这个吗？”

原来，落在大部队后面的这几个伤病员，在经过刚打过仗的那个山垭口时，听见了孩子的哭声。他们在草丛中找到我后，见我裹着红军的衣服，认定我是红军的后代，于是抱上我继续赶路。

“是她！是她！”父亲从马上滚下来，如同抢夺一般把襁褓接过去，掀开一看，我哼哼唧唧的，饿得正吮着自己的手指呢。

父亲的眼睛红了，两滴浑浊的泪水夺眶而出。

76年过去，我至今对父亲和母亲深怀歉意。因为我生得那么不是时候，以致成了他们割舍不下的包袱。二万五千里长征，他们在纷至沓来的战事、饥饿、寒冷和死亡中，既要保住自己的生命，带领和跟随部队前进，又要保住我的生命，无论多么危险多么艰苦，都没有把我扔掉，或随便送个什么人家。而与我同时期生养的孩子，有的死在路上，有的被送给路过的老百姓，以后再也没有找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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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最难的还是我母亲，她可不是粗手大脚的乡下女人，而是长沙名校兑泽中学毕业的进步学生，长得细皮嫩肉。但她选择了革命，选择了我父亲，也就选择了此后遍布荆棘的苦难人生。背着刚剪断脐带的我长征，她遭受的折磨和艰辛，起码是其他人的两三倍。她可是一个女人，一个在月子里以虚弱的身子长征的产妇啊！

刚出发时，我还能躺在马背上的摇篮里，让母亲拄一根竹竿走自己的路。但到了云南境内，山高路险，树杈横生，她怕划伤我娇嫩的皮肤，便用一个布袋子兜着我，将我挂在胸前。走那样的路，连骡马都会失足跌进深渊，她一个女同志胸前挂个四肢乱蹬的婴儿，需要付出多大的体力和毅力！

一次，我病得非常重，两三天都哭不出声来，大家认为我不能活了。建国后担任农业部部长的陈希云叔叔看见我奄奄一息的样子，不知从哪儿寻来一块花布，交给母亲说：“女孩儿爱美呢，走的时候用这块花布包包吧。”母亲的心里一颤，藏起花布，用尽办法救我的命。她想，女儿可是贺龙的命根子，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用自己的胸膛把她暖过来。即使死，也要让她死在自己的臂弯里。万幸的是，我真是命大，几天后又能哭了，大家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新中国成立之初，母亲回想起这段经历，在她后来亲手烧了的回忆录中，写下了一段让我什么时候想起来都会热泪盈眶的文字：

“……行军一天的战友们都睡着了。我手里缝着小衣服，眼睛望着背篓内的小捷生，见她闭着小眼睛不哭不闹的姿态，我的心就像被无数针扎似的剧痛。我暗自祝愿：儿啊！你在襁褓中就与父母一起长途征战，吃够了苦头，受够了磨难，只要你平安无事，渡过难关，妈妈就是受尽了艰辛，也是心甘情愿的！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危险，母女俩也要相依为命，永远患难与共。”

翻越连绵不断的雪山，没有人不筋疲力尽。由于天寒衣单，空气稀薄，腹里空空，一些熟悉的面孔走着走着便不见了。我最小的舅舅蹇先超只有16岁，稚气未脱，是跟着母亲和有孕在身的二姨蹇先佛一起长征的。因姐夫贺龙和萧克分别是军团长和副军团长，他原本能受到很好的照顾，但他执意要跟着战斗部队走，跟着他一路护送来的伤病员走，最后自己被冻僵在雪山上，再也没有起来。
从湘西启程到跌跌爬爬翻过雪山，红二方面军在路上足足走了7个月。像我这个走时还未满月的孩子，被父母和许多叔叔阿姨背着、抱着，被马背上的摇篮没白没黑地颠着，也终于像金蝉蜕壳那样蜕去了每天都要反复捆扎的襁褓，开始自己坐立、爬行和牙牙学语。

接着，一望无垠的草地扑面而来。在这里，到处都是腐烂的草、浑浊的水，冒着水泡的沼泽地深不可测。因长期浸泡着各种动物的腐尸，酱紫色的水面漂着一块块铁锈，脚泡在水里或被杂草划破，马上就出现浮肿和溃烂。队伍再难以成建制前进了，只能各自择路而行，水一脚泥一脚的。许多人走起来，像纸那样在寒风中飘。

从阿坝到包座，连续几天走水草地，行进极为缓慢，走一步，滑一步，官兵们此起彼伏地摔跤。马蹄声也变得绵软起来，仿佛钟表的发条松弛了，走得慢吞吞的，随时可能停下来。

我一生中无法说清的饥饿，就是在草地上经历的。母亲后来告诉我，那时我饿得只会哭，像头小野兽那样哭，像谁要杀我似的那样哭，怎么也哄不住。哭着哭着，抓住她的手吃手，抓住自己的衣角吃衣角。但饥饿是共同的，没有指挥员和普通士兵之分，也没有大人和孩子之分。我是整个方面军带着过草地的4个孩子之一，又是贺龙的女儿，听见我天天哭号不止，许多叔叔阿姨要分我一点口粮，母亲坚决不收。她说：“现在粮食就是命，不能舍了别人的命，救自己孩子的命。”

有一回，父亲亲自动手给我做吃的，可他的粮袋空了，他就拿一只搪瓷缸，倒提着袋子往下抖，又团在手里反复地揉，把粘在粮袋上的粉尘和钻进针脚里的颗粒都搜出来，才勉强把搪瓷缸里的清水弄浑。接着放到火上去煮、去熬，直到熬出一层薄薄的糊糊，然后用手指勾起糊糊，一点点往我的嘴里刮。我吃得津津有味，有几次叼着他的手指，狼吞虎咽地往喉咙里送。

到达陕北保安后，中央财政部部长林伯渠赶来看母亲，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老抱着我，问孩子多大了，母亲说一周岁了。林老说：“一周岁了还要抱？”母亲说：“孩子长征跟过来，营养不良，小腿是软的，站不起来。”林老当场就流泪了，让随员立刻送一条羊腿来。有了这条羊腿，母亲每天用小刀削一块，拿长征时用过的那只搪瓷缸放在火盆上煨熟炖烂，再加上一片馒头或一小碗米饭，喂给我吃。吃完这条羊腿，我挣脱母亲的怀抱，颤颤巍巍，在大地上迈出了第一步。

啊，长征一年，在这条充满险恶也充满希望的道路上，我花蕾初绽的生命能够活下来，就是一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