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唐宋八大家”的王安石与苏东坡，政见却不同，王安石大力提倡变法，而苏东坡坚决反对，所以两人的关系不好，是一对政敌。

北宋神宗年间，苏轼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新法，并在自己的诗文表露了对新政的不满。由于他当时是文坛领袖，任由苏轼的诗词在社会上传播对新政的推行很不利。所以在神宗的默许下，苏轼被抓进乌台，一关就是四个月，每天被迫要交代他以前写的诗的由来和词句中典故的出处。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办案的一帮御史李定、舒亶、王圭等，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而且“证据确凿”，白纸黑字，但杀还是不杀，神宗一时举棋不定。关键时刻，已罢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据说，乌台诗案的结果最后取决于王安石的这一句话！

也实在难为这位荆公先生了，对政敌如此宽大为怀，居然“仇将恩报”。若随便换个人，朝廷杀了我的政敌，正中下怀，我不落井下石，在一旁边看热闹也就是了，何苦替他出头，为他求情？可王安石到底是王安石，光明磊落，胸怀坦荡，真正的宰相度量。退一步说，即使他没有别的什么成就业绩，即使没有列入“唐宋八大家”，没有“文起八代之衰”，单就从保存苏轼性命这一件事，也就足以千古不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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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恩怨相报，数不胜数，纷繁复杂，但不外乎四种情况：一是以恩报恩，这是良性循环，最好结果，譬如韩信报“漂母”一饭之恩，诸葛亮报刘备知遇之恩，这事多多益善；二是怨怨相报，吴子胥报平王杀父屠兄之仇，孙膑报庞涓刖足之仇，虽然残酷，也属正常反应，尽管不是什么好事；三是以怨报德，那是连畜牲都不如啊，吕布先为赤兔杀义父丁原，后又为貂蝉杀义父董卓，幸亏最后被曹操砍了脑袋，要不然不知道他还会再杀几个义父呢。曹阿瞒也不是什么好东西，逃亡途中，人家吕伯奢正杀猪宰羊款待他，他竟然因瞎猜疑而杀了吕伯奢全家，还大言不惭地说：宁使我负天下人，不使天下人负我。四是以德报怨，则是其中最高境界，就像王安石不计前嫌义救苏东坡，少见难得，弥足珍贵。

大仲马的小说《基督山恩仇记》里，水手邓蒂斯报恩复仇，毫不含糊，痛快淋漓，他的仇人或死或疯或身败名裂或家破人亡，他的恩人也饱受恩惠，善有善报。但我总觉得其境界不高，就是因为他缺少了以德报怨这个重要内容，看来，水手到底是水手，与宰相还差点距离啊！

当然，恩仇相报中的是是非非与身份没有关系，平民百姓里知恩图报者比比皆是，而达官贵人里忘恩负义者也不在少数。汤恩伯那官不小吧，官至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京沪杭警备司令，却为了表忠心换取蒋介石信任，硬是把策动他起义的恩师陈仪给出卖了。早年，汤恩伯出国留学没钱，是陈仪全力资助，回国后又受陈一再提携，与他情同父子，关键时刻汤却恩将仇报，把陈仪送上了断头台。后来他自己也不得好死，不仅没有人同情他，反倒骂声一片，都说他活该倒霉，不知道他有何面目与恩师相见于地下。汤恩伯的恩将仇报与王安石的“仇将恩报”相比，大概这就叫天壤之别吧。